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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

在96年前的今天,1928年6月4日(农历1928年4月17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辽宁海城人。1902年被清政府收编,曾任新民府马队管带、东北巡防队前路统领。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师长。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奉系军阀首领。1920年联合直系军阀,推翻段祺瑞的皖系政府。次年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退回关外。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1924年联合段祺瑞、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直系,控制北京政府。

张作霖像

4月蒋介石率军北伐,张作霖节节失利。为了保持实力,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达退却令,6月1日下午,张作霖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宣告“退出京师”。

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军部特别是日本关东军,坚决主张“为伸张日本的在满权益,必须使用武力”。河本大作认为:“一定要杀死头目,看透了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蒙问题的办法。”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中将决定:“干掉张作霖。”张作霖为防意外,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最后在3日离京。

张离京前,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到中南海逼张作霖在《日张密约》上签字。张作霖拒不接见,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父母的坟地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芳泽在会客厅里坐立不安。

3日晚6时,张作霖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黄色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开往火车站。随行的人员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德惠、于国翰、阎泽溥、杨毓殉、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增、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专车共22节,张作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两节蓝钢车中。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晚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床,站在自己住的房屋顶上,用望远镜观察三洞桥。5点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的一座花岗岩石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被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被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张作霖被救至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死前张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张作霖专列被炸后,东北政局立呈险兆。6月5日深夜,奉军兵车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一度中断。10日、12日,奉天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事件。政治流言四起,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之说甚嚣尘上。同时,关东军云集奉天。举行军事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报刊评论说:“观其耀武扬威之情,似有跃跃欲试之心。”

6日,奉军奉命向东北退却这是奉军在北京车站登车离京

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通明,“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穿孝服。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均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

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并要求日方严格管束浪人,以免扰乱社会治安,6月11日,奉天省长刘尚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南京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

由于日军不知张作霖是否毙命,未敢冒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东北,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后,才于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关东军武装侵略东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张作霖专列被炸毁的现场

张作霖所乘的火车行驶至三洞桥时,预埋的炸药突然爆炸

“皇姑屯事件”的殉难者之一

张作霖乘坐的一节车厢被炸后的惨状

大事年表

1875年3月19日 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 1岁 生于奉天海城县西90华里北小洼村

1887年 光绪十三年 12岁 从私塾先生杨景镇学习三个月

1888年 光绪十四年 13岁 其父张有财被赌徒打死,随母去镇安县(即黑山县)赵家庙村(今属北镇县)外祖父家就食

1890年 光绪十六年 15岁 流落营口县大高坎镇

1894年 光绪二十年 19岁 投清军宋庆所部当兵,后升任哨长

1895年 光绪二十一年20岁 清军移防离队回乡当兽医,与赵家庙村赵占元次女结婚

1896年 光绪二十二年21岁 经冯麟阁(后改名冯德麟)介绍在广宁县(北镇)加入绿林董大虎匪部

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25岁 义和团运动,沙俄侵占东北,盛京将军逃走,地方混乱。于赵家庙组织保险队,后移至北镇县中安堡

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26岁 春节前夕遭金寿山勾结俄兵偷袭,逃往八角台与张景惠合股,被推为团练长。生张学良

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27岁于新民受抚,先任马队帮带(副营长)后升管带(营长)

1904年 光绪三十年29岁 日俄战争爆发,先为俄军效力后为日军效力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32岁 东三省改建省制,徐世昌首任总督,计擒杜立山有功升为奉天巡访营前路统领

1908年 光绪三十年33岁 奉徐世昌命驻防郑家屯、洮南,追缴陶克陶胡叛匪

1909年 宣统元年 34岁 奉锡良总督之命追缴蒙匪牙什、白音大赉等

1911年 宣统三年 36岁 武昌起义,带兵入奉天省城镇压革命党人

1912年 民国元年 37岁 因镇压革命党人被封为关外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其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

1915年 民国四年 40岁 被袁召入京,表示支持“速正大位”。帝制后受封二等子爵

1916年 民国五年 41岁 驱段芝贵离奉,以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帝制败后被黎元洪大总统任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7年 民国六年 42岁 因冯德麟参与张勋复辟,夺其第二十八师兵权,统一奉省军政

1918年 民国七年 43岁 于秦皇岛夺取直系购买的日本军械扩充奉军。入关支持皖系“武力统一”。被任为东三省巡阅使

1919年 民国八年 44岁 五四爆发,力主镇压。日本制造宽城子事件。孙烈臣任黑省督军,鲍贵卿任吉省督军。成为“东北王”

1920年 民国九年 45岁 在直皖战争中助直反皖

1921年 民国十年 46岁 被任为蒙疆经略使,辖热察绥三特区。进京组织梁士诒内阁

1922年 民国十一年 47岁 吴佩孚揭露梁内阁卖国媚外,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而归,宣布东三省独立,自任保安总司令,整军经武成立陆军整理处

1923年 民国十二年 48岁 扩奉天兵工厂;东北大学开学

1924年 民国十三年 49岁 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组“镇威军”六个军进关与直系再战,胜,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

1925年 民国十四年 50岁 奉军进入上海,势达鼎盛时期。浙江督军孙传芳反奉,郭松龄倒戈,日军助张败郭

1926年 民国十五年 51岁 北京会见吴佩孚商定讨赤计划。孙传芳北上归附奉系,在天津召开蔡园会议,组织“安国军”,被十五省推为总司令,决定打南方和西北的国民军

1927年 民国十六年 52岁 在北京下令绞杀李大钊等多名革命志士。组成安国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时期的最后一任国家元首。与日本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在北京达成《满蒙新五路协约》秘密谅解

1928年民国十七年 53岁 北伐军蒋、冯、阎、李对奉系进攻。日公使芳泽谦吉劝其退回东北并要其在满蒙悬案书上签字,拒绝。由北京返奉在皇姑屯被炸遇害。

历史点评: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延伸阅读:究竟是谁炸死了张作霖:与日本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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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升

1928年6月4日,中华民国北洋时期军政人物吴俊升去世。

吴俊升(1863-1928.6.4)原名兆恩,字秀峰,后改名俊升,字兴权,又子琴,绰号吴大舌头,原籍山东历城。吴家世代务农,咸丰末年,山东年景不好,迫于生计,便迁到东北谋生,后在昌图兴隆沟(今辽宁省昌图县老城乡长青村兴隆沟)落户。吴俊升共有姐弟妹八人,他在男子中居长,下有两个弟弟。因家贫,七八岁时便给人家放马牧羊,13岁去四平街庆丰当铺做小伙计,由于性情顽劣,惹事生非,不久即被辞退。后又随其父贩过马匹。17岁,入辽源捕盗营,先后做过伙夫、马夫,20岁编入骑兵。他在军中,作战勇敢,以功提升五次,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官至奉天(今辽宁省)后路巡防队统领,候补总兵,与张作霖、冯德鳞、马龙潭被称为奉天的四大军事重要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吴俊升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命与张作霖等联名致电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要求勤王,尽忠清廷。

评论:他是奉系军阀的主要头目之一,也是张作霖主政奉天时的忠实伙伴,后和张作霖一起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究竟是谁炸死了张作霖:与日本人无关?

张作霖之死

究竟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史实证明,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这是一桩证据确凿、任何人也翻不了的铁案。

一个关于张作霖之死的所谓“新说法”

众所周知,张作霖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的,这是一桩证据确凿的铁案,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久前,网上转载了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一篇报道称:“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是该报驻莫斯科记者采访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普罗霍洛夫的一篇报道。这一所谓“新说法”掀起了一股浊浪,似乎张作霖不是被日本军人炸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对此,日本右翼分子拍手称快。

那么,提出这个“新说法”的俄罗斯文人普罗霍洛夫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呢?据报道,这位小说家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首先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苏联共产党或情报机构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对苏联时代出版的军队领导人回忆录或采访记录,以及对苏联解体后被公开的公文档案等,进行“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里说得很清楚,普罗霍洛夫自己承认,他没有什么档案,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证据,他的观点是他个人“分析”的结果,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断。

普罗霍洛夫对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说,张作霖与苏联就中国东北铁路的使用问题发生纠纷,苏联政府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就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苏军特工的第一次暗杀计划是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但由于张作霖手下的密探事先探听到风声,在特工交接炸弹时,将其逮捕。

普罗霍洛夫表示,此后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1928年,因接连作战而元气大伤的张作霖开始与日本人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一个反苏的“独立的满洲共和国”。得知此事后,苏联决定再次暗杀张作霖,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

以上普氏的叙述,所谓“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所谓建立“独立的满洲共和国”,所谓“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都是这位小说家的编造。

对于普罗霍洛夫的关于张作霖被炸的奇谈怪论,俄罗斯的历史学者持什么态度呢?中国《环球时报》驻俄罗斯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远东史方面的专家米罗维茨卡娅女士。她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普罗霍洛夫这个人。这就说明,普罗霍洛夫并不是研究远东史、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专家。对于普罗霍洛夫的观点,她也明确表示完全不能同意。她非常清晰地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1928年是日本军人在皇姑屯一手制造了火车爆炸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一点,在俄罗斯的历史书上是得到肯定的,没有任何疑义。2004年出版的由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弗·阿达姆奇克等近10名著名学者联合编著的《中国历史》一书中明确写道:“在去沈阳的路上,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张作霖被炸死的具体经过

1928年6月2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归沈阳。张作霖对日本阴谋刺杀他,已有风闻,但将信将疑。为了保障安全,原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公路坎坷不平,难受颠簸之苦。且张作相担保由北京至榆关一段,沿途有吉黑两省军队严密设防,不致发生意外。吴俊升也担保由榆关至沈阳一段的安全。因此,张作霖决定仍乘火车回奉。在返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就觉察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就此曾密电张作霖,请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可是,齐恩铭的提醒,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足够重视。

张作霖针对传言,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他故布疑阵,一再拖延回奉的具体时间。原来宣布6月1日出京,京奉铁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但又改期于2日启程。而2日启程的却不是他的火车。

6月2日下午7时,张作霖的五太太寿夫人及仆役人等,登上备好的7节专列,由前门东站启程,先于张作霖提前出关。

张作霖是3日启程的。3日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其全体随行人员,抵达前门东站。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踏上月台。月台上送客的人山人海。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各国使馆等中外要人。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车站欢送。

1时15分,列车开动。随车同行的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国务总理潘复、东北元老莫德惠、总参谋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等高级官员,还有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也叫嵯峨诚也或仪我诚也)。另有张作霖的六太太马岳清及三公子张学曾、随身医官杜泽先等。

张作霖的专车,包括车头在内,共计由20节组成。其列车编组,依次为:机关车(车头)1节,铁甲车1节,三等车3节,二等车2节,头等车7节,二等车1节,三等车2节,一等车1节,铁甲车1节,货车1节。

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这是过去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该车设备先进,豪华舒适,车厢内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座椅、麻将桌等。

列车到达天津后,军团长褚玉璞特意从唐官屯赶到天津车站迎送。前来迎送的还有在天津的前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热河都统阚朝玺等官员。停车后,靳云鹏、潘复等下车。

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也在此站下车,这值得注意。据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斋藤日记》披露,町野武马其实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他一直参与是否让张作霖“多活几天”的讨论,而且对刺杀张作霖的计划已有耳闻。他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知道此事。但为了稳住张作霖,他故意上车送上一段,也便于洗清自己。

而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本来是要陪同张作霖回奉的。靳云鹏家住天津。但到天津站时,靳云鹏的副官上车报告说,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今晚9点种,靳云鹏的好友板西利八郎由日本到天津有要事相商,请他立即回宅。靳云鹏只好下车,可是在家等了一夜,此人也没露面,心里正纳闷。第二天接到电报,知道张作霖的专车被炸。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领事馆送的是假信,免得他和张作霖一同被炸死,当了陪绑的屈死鬼。但这也证明了“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预先策划的阴谋。

前交通总长常荫槐在天津站上车,陪张作霖回奉天。

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这时在餐车上开晚饭。没想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的晚餐。

吃过晚餐,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就上车了。他是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的,登上火车,同张作霖亲切攀谈。后来,张作霖同莫德惠、常荫槐、刘哲一起玩麻将。晚11时,专车抵达锦州。车到新民站时,天已微明,玩麻将的人散去休息。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十余步就是一岗”。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等在此迎候,并说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张景惠上车同行,但没有和张作霖坐一个车厢。

距皇姑屯车站不远处是老道口,继之是三洞桥。这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上边设有日本人的岗楼,老道口在日本人的警戒线内。

专车重又启动。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当时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校尉处长温守善。早晨有些微凉。吴俊升关切地问道:“天有点冷,要不要加件衣服?”张作霖看了看手表,已是5点多了,便答道:“算了,马上要到了!”说话间,专车驶过三洞桥时,突然两声巨响,烟腾火窜,飞沙走石,铁轨像麦芽糖一样弯曲。所有列车一起震动,有的脱轨,有的起火,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被炸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头部不幸扎进一颗钉子,躺在车厢里,当即死亡。六太太的脚受了轻伤。温守善也受了伤,急忙爬起来到张作霖的跟前,一看,张作霖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温守善用一个大绸子手绢把张作霖的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齐恩铭的汽车上,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在车上,两边还有三公子张学曾和随身医官杜泽先,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帅府驰去。

到了帅府东院的小青楼,马上把张作霖抬到一楼的会客厅里,紧急进行抢救。后来,又请来小河沿盛京施医院的院长英人雍大夫,参与抢救。但终因伤势太重,于当日上午9时死去,年仅54岁。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奉天!”以后灵柩停厝在大帅府东门的东厢房里,直到“九一八事变”。

同车被炸负伤的高级幕僚还有:原农工总长莫德惠,头部受伤;实业总长张景惠,颈部受伤;教育总长刘哲、总参谋长于国翰,也被炸伤。随行的日籍顾问仪峨诚也,面部及手腕受轻伤。后经英文《时事新报》记者披露,此次事件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皇姑屯事件”。

炸车时间是1928年6月4日早晨5时23分。

日籍顾问仪峨诚也成了陪绑,也受了轻伤。关东军认为:“为国家前途,牺牲一个嵯峨来爆炸列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就是张作霖被杀害的具体经过,其经过是完全清楚的,没有任何疑点。

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他们竟厚着脸皮硬是不承认。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约见张作霖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虚伪地说道:“据关东军所得情报,炸车确系出自南方间谍之手,实为张作霖将军不幸。”日本政府对此一直讳莫如深。直到20年后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审判时,始由日本前陆军省兵工局长、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隆吉少将(当时是上尉)揭露供述,才知道这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所犯下的罪行。

东宫隆吉供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爆炸时的按钮就是他按的。因此,他洞悉整个事件的内幕。后来,河本又口述了他策划阴谋刺杀张作霖的更多内幕情况,由历史学者笔之于书,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河本的《我杀死了张作霖》,就是他的自供状。

河本大作自述,他在关东军任高级参谋时,曾以随员的身份,参加了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日本对满蒙的政策,他力主对于奉天军阀已非外交抗议所能收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用武力来解决。田中首相也同意这个主张。于是,大体上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方针。

河本大作狂妄地说:“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他的言论得到少壮军人的拥护。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有田中首相“放手而为”的指示,遂裁定照河本主张行事。于是,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了。

河本当即派竹下义晴和田中两参谋,赴京侦察张作霖的行期。他们二人借同北京武官处联络的名义,从事调查张作霖之列车编组及行车时刻。很快,竹下就拍来了密电,说张作霖已经决定出关,并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因此,河本便派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武田丈夫、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等京奉铁路要地,命令他们切实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并及时报告他。

关于暗杀地点问题,他们对照地图,一再研究。开始认为巨流河上的大铁桥很合适。于是派某工兵队中队长去侦察,结果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隙可乘。而且,安装炸药最少也得一个星期,时间也不够。这个地点只得放弃。后经多方研究,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满铁线在上面,京奉线在下面。日本人在那里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根据非法的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这就为他们布置埋设重磅炸药,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于暗杀方法问题,他们也精心策划。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炮弹袭击火车,一种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如果用第一种方法,马上就会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如果用第二种方法,也许能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因而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此外,为了预防爆炸失败,他们又策划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计划。他们计划乘混乱之机,使刺刀队冲上去刺杀。特派荒木五郎率领一支队伍,充当刺刀队。

关于现场布置及爆炸执行问题,他们选中了驻守当地的日本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隆吉上尉。并自朝鲜新义州调遣工兵一组,携带电气发火之500磅高爆炸药两箱,配属其作业。特派关东军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派工兵队长管野装置电流炸药;派东宫隆吉专门负责控制电流。日本关东军派自朝鲜调遣来的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为了掩盖其罪行,河本又阴谋设计了嫁祸于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计划。

从揭发出来的历史事实看,河本大作只是谋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而真正的元凶,则是关东军的整个高层,乃至日本政界的高层。他们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此占领整个东北。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东北的元老和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临危不乱,处置有方,东北才平稳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徐彻 作者系辽海出版社编审)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延伸阅读:张学良所藏关于“皇姑屯事件”调查报告首次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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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有28页。这份共28页的“调查报告”,分成了爆炸现场、各方说法、吊唁现场3个部分,由31张照片以及文字资料和报刊剪报组成。

1928年英国路透社制作的皇姑屯事件示意图

原标题:张学良随从的“百宝箱”又有新发现少帅藏着份“父亲之死”调查报告

苏州收藏者授权扬子晚报独家公布;专家称这份英文报告制作者可能是英美人士

4月6日,扬子晚报报道了苏州商人杨先生拍下张学良随从、美国人海岚的私人物品,并发现了数千张淞沪会战老照片的消息。如今,海岚的“百宝箱”里又有新发现。

86年前,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在乘火车途中被炸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是谁制造了这起事件?张学良的杀父仇人到底是谁?

近日,一份曾经张学良收藏的关于“皇姑屯事件”的“调查报告”在苏州被发现。昨天,发现这份“调查报告”的苏州商人杨先生,将这份材料交由扬子晚报独家公布,并希望这份材料能揭开一些历史之谜。

扬子晚报记者张筠 谷岳飞

最新发现

抗战旧照后又找到“大帅谋杀案”报告

发现皇姑屯事件调查报告的,是苏州商人杨先生。杨先生出生在苏州,后到加拿大求学生活10多年。15年前,他被单位委派回上海工作至今,目前和家人住在苏州老家。

杨先生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去年3月20日,他在美国纽约邦瀚斯拍卖行举行的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拍卖会上,拍得了张学良当年的私人飞机驾驶员、随侍、美国人海岚·里昂的四大行李箱和八小纸箱的私人物品。

据拍卖公司介绍,这些物品主要是里昂1935年至1941年期间拍摄的1万多张照片和底片,以及个人收藏的数百份书信和上千份报刊杂志,书籍手稿和音像材料。今年4月6日,扬子晚报报道了“数千张淞沪会战老照片重见天日”的消息,而这些老照片的拍摄者,就是里昂。

事实上,这批物品内容之丰富超乎想像。杨先生说,他回家整理后,发现纸箱里竟然还有里昂保存的为张学良开飞机时穿的“工作服”,张学良的飞行日志、李宗仁送给张学良的密码本、各种号码徽章等物,数量繁多到现在也没完全整理完。

前几天,杨先生在整理文件时,又意外发现了20本外观几乎一样的大相册,每个相册的封面还贴有手写的目录。一看便知这是一批精心整理过的资料。相比其他19本的黑色外壳,唯一的一本白色相册显得很特别。封面上贴着橙色的英文大标题:张氏。更令杨先生惊讶的是,相册封面有一行手写英文:“The murder of Marshall Chang”(张大帅的谋杀案)。

究竟是哪个张大帅?杨先生翻开相册发现,这竟然是一份1928年皇姑屯事件的全英文调查报告。

第一章爆炸现场

(由22张事发现场的照片组成)

专业相机拍的照片非常清晰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些全部是皇姑屯事件的现场图片,从支离破碎的列车车厢、扭曲变形的铁轨,到装有手雷的铁盆、烧焦的尸体等等。这些照片全部是10厘米×7.5厘米大小的黑白照片,非常清晰。

杨先生在里昂专门用来保存相片底片的文件夹里,还找到了绝大多数照片的原始底片。“底片就是10厘米×7.5厘米!”杨先生请教专业摄影人士得知,如此大的底片出自一种大画幅相机,这种底片可冲洗出最长边超过1.5米仍能保持画面清晰的照片,这种相机在现在也算得上非常专业的设备。

第二章各方说法

(由10多页书面材料组成的独立报告)

当年路透社报道:日军阻拦中方巡逻

“各方说法”部分是十多页的书面材料。写在第一段的总介绍是:“这是一份1928年7月16日整理完成的独立调查报告”。

其中,特别收集了一份署名为“路透社”的英文报道剪报。报道指出,中国军队称,事发前就希望在发生爆炸的铁路附近例行巡逻,但遭到了日本军队的阻拦。日方称,他们控制的铁路周边200米范围内禁止任何中国军人进入。剪报还有一张路透社绘制的爆炸现场示意图。

日方竟然通报:是“南方人”干的

这部分调查报告还显示,当时有媒体记者采访在华的日本专家对皇姑屯事件爆炸原因时,对方竟然表示是矿车上携带的雷管意外爆炸或附近煤矿爆炸造成的(因为事发地附近有煤矿)。

此外,这部分还收集了署名为“日本新闻局”的英文版新闻材料。这些材料的发布时间,是皇姑屯事发当天。“早晨5点30分左右,张作霖大帅乘坐的火车专列在奉天附近经过时,被一个衣着平常的南方人扔了一颗炸弹。两辆车完全损毁。有数人受伤,但张作霖据称只是受了一点轻伤。车上的中国保安很快向袭击者开火,但是扔炸弹的南方人还是逃脱了。

当天早上,有一些日本人在斜道上巡逻,遇到了两名可疑的衣着寒酸的中国人并逮捕。搜身发现他们带着两枚俄国产的炸弹,还有一些广东民主主义委员会的信件。爆炸发生时也有一些日本人目击到现场,但是他们保持中立,当车上中国人向袭击者开枪时,日方并没有开枪。”

第三章吊唁现场

(由9张照片组成,包括日方吊唁画面)

焦点追问:这份材料谁整理的?

收藏者称可能是张学良的澳洲顾问

报告的第一页用英文写着:“这是一份由现场独立调查人整理的有关皇姑屯爆炸案的资料汇编。”

独立调查人是谁?杨先生表示,虽然28页的材料每页都盖有海岚·里昂的印章,但可以肯定这些资料当初不是他收集的,因为里昂1934年才来到中国,之后才与张学良有接触。

既然不是里昂收集的,那么这批图文材料是由谁收集的呢?杨先生推测,有可能是张学良当年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帮忙收集的,此人系记者出身,和媒体关系密切。即使不是端纳,那也应该是与张学良有很深关系的外国人。

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抗战史研究专家张连红教授则表示,“目前看可能是英美人士制作的,但因为没有落款具体是谁并不好说。应该是张学良请专业人士做了这个报告供他判断,但也不排除是一些外国记者在采访此事件时,发现了一些东西主动交给张学良的。”

杨先生认为,这份“调查报告”原本应该一直由张学良收藏的,里昂在长期相处中与张学良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后,张学良可能将一部分自己的物品交给里昂保管或整理。因此,这份“调查报告”就流传到里昂手里了。里昂也不负所望,将这份“调查报告”细心整理并收藏下来。

这份材料有何价值?

捅破日方“烟幕弹” 有助于判断史实

“日本当年发布的稿件,先说现场发现‘南方人’,暗示爆炸可能与中国南方的革命军有关,后又称现场发现了俄制手榴弹,又使各界引来许多猜想。这份‘调查报告’并没有给出判断,但非常客观。”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抗战史研究专家张连红教授告诉扬子晚报记者,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舆论释放“烟幕弹”,但杨先生提供的第三方客观调查报告,对史学家研究得出正确判断有极大帮助。

“从时间上看,这份报告的材料整理工作是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立即开展的,时间非常及时。大量高清现场图片和目击者采访,都是最原始的珍贵史料。”让张连红非常惊讶的是,张学良竟然会有这么一份详细的英文调查报告。

张连红表示,无论如何这份报告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第三方调查所体现的客观。不仅收集了中国军方、在华外国人的说法,还有大量日本军方和政府的说法,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有利于史学家进一步去做更适合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