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溪石记

作者介绍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查看作者详细介绍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菱溪的巨石共有六块：其中四块已经被人取走了；另一块虽然体积不大形状却很奇特，也被当地百姓收藏在家中；那块最大的，还静静地仰卧在溪水之旁，因为它太难搬动，故而得以存留在这里。每到天气转寒秋霜降落溪水干涸后，大石便显露出来，溪旁的人见此石形状怪异，往往把它当成神灵来祭祀。

菱溪这条小溪，当地方志的图画和正文都没有记载。唐朝会昌年间，滁州刺史李渍写过一篇《荇溪记》，说此水是从永阳岭流出来的，向西经过皇道山之下。到实地探求考察，如今并没有叫做荇溪的溪流。再向滁州人打听，人们都说：这条小溪就是荇溪。杨行密占据淮南的时候，淮南人因为要避讳他的名字，才改“荇”字为“菱”字。这种说法于理是讲得通的。

菱溪旁边好像还有一片遗址，当地人说那是五代时期大将刘金的宅基，巨石就是刘金家的旧物。刘金是伪吴政权时颇受宠信的将军，和杨行密一道从合肥起兵，当时号称三十六英雄，刘金就是其中之一。刘金原本是个武夫健卒，居然能够懂得珍爱欣赏世间奇异之物，有斯文雅致的爱好，是不是因为遭逢乱世功成志满、因过于富贵而骄奢安逸才使他产生了这样的雅兴呢？追想他当年的池塘、台榭、奇木、异草，和这块巨石是很相称的，也算得上是一时的盛事了。如今刘氏的后代散居在滁州成为一般的农户，还有居住在菱溪旁的。

我感慨人事的兴废无常，又因此石状貌可爱却遭到遗弃深感可惜，于是找来三头牛将它拉到幽谷泉旁，又寻找那块比较小的，在白塔镇民朱氏家找到了，于是将它们分别立在丰乐亭的南面和北面。丰乐亭挨着城墙离城里很近，可以作为滁州百姓逢年过节游玩观赏的景物。

世间事物当中那些出奇的，丢弃在幽暗荒远之处，是很可惜的，放置在人的耳目所及之处，喜爱它们的人又难免取回自己家里。啊！刘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毕竟也算个雄杰勇武的人，他平生的志向难道不宏伟吗？等到他身死之后，不过是一片荒芜零落，他的子孙也都沉沦民间默默无闻，还能指望永久拥有这些石头吗？这个故事可以作为对富贵之人的告诫。而喜好珍奇玩物的人听到有这样的奇石，前来欣赏就已十分满足了，何必非要取回自己家里去呢？

注释
菱（líng）溪：溪名，在滁州东，源出永阳岭，南入清流河。
刺史李渍为《荇溪记》：《全唐文》卷七六一载：“李潢，武宗朝官洛阳令，迁滁州刺史。”他曾写过一篇《荇溪新亭记》，今收录在《全唐文》中。
永阳岭：在滁州北三里。
皇道山：在滁州东北十七里。
杨行密有淮南：唐末大乱时，合肥人杨行密曾被唐王朝封为弘农郡王。后来唐朝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杨行密便占据淮南一带，自称吴王。
刘金：《新唐书·杨行密传》载，乾宁二年（895年），杨行密袭击濠州（今安徽钟离），俘虏了濠州刺史张燧，命部将刘金守卫。《十国春秋刘金传》载，刘金担任濠州围练使，威名大震，为濠州人所称颂。
伪吴时贵将：谓刘金是杨行密政权非常知名的大将。
金本武夫悍卒：刘金原本只是个武夫。
为儿女子之好：谓刘金竟然有如此的雅兴。
编民：编入官府民籍的固定居户。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我对于历史上人和事的兴起衰败颇有感慨。
惜其可爱而弃也：可惜它非常可爱却遭到废弃。
幽谷：幽谷泉，也在滁州。
于亭：指修建丰乐亭。

创作背景

《菱溪石记》作于庆历六年（1046年），时作者贬官滁州。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受到很大的打击。其忧国忧民，期望国富民强的初衷虽未改变，但锐气在减。这时的文章，多为写景状物、记事抒怀之作。《菱溪石记》即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之一。

赏析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