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额外增加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项赋税。自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起，明政府借口向辽东用兵，依万历六年《会计录》全国垦田七百余万顷，按亩加派“辽饷”，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又每亩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再加二厘。共计每亩加征白银九厘，每年增征白银五百二十万两。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乃于九厘外每亩再加三厘。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镇压农民起义，增兵十二万，要求加派田赋二百八十万两，称“剿饷”。崇祯十二年，明政府决定练兵七十三万，于是又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计三饷所增收的赋税额每年达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两，为明政府正式赋税的数倍。
康有为为宣传变法聚徒讲学之所。1891年(光绪十七年)创设于广州长兴里，次年迁至卫边街，后再迁府学宫并定名为万木草堂。康自任总教授、总监督，著《长兴学记》为学规，选高才生任学长，助康编书。以康著《新学
北宋末年括刷民田以为官田的事件。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为增加政府收入，设西城括田所，先后以宦官杨戬、李彦总领之，掠夺民田以为官田，称为括公田。其法：或由甲而乙，由乙而丙，辗转追查民田契券，直至查
契丹大贺氏联盟被推翻后，可突于另立遥辇氏屈列为部落联盟长。从此，内部动乱不已，加上对唐战争失败，契丹进入中衰时期。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可突于的余党涅里(辽太祖阿保机之七世祖)掌握兵马大权，杀
东晋收复北方失地的军事行动。东晋末期，刘裕执掌朝政，为缓和矛盾，抬高个人声望，刘裕遂于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四月，率军北伐南燕。六月，攻占燕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大城，燕主慕容超兵败， 退守小城，
即《中法和议草约》，因在巴黎签订，法文本称《巴黎议定书》。1885年4月4日(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清政府谈判专使、英籍税务司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于巴黎签订。共三条：两国遵守1884年5月
战国中期魏将犀首(公孙衍)发起的一次“合纵”活动。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一说周显王四十五年，魏将犀首发起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即互尊为王，以抗秦。
清末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变法运动高潮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因是年为农历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竟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租港湾，争夺贷款
明代党狱。胡惟庸(?——1380年)，定远(今属安徽)人，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归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为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卿、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公元1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昭义(治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继之。刘稹秘不发丧， 自请为节度使，统领军事，多数朝臣主张姑息迁就，李德裕独排众议，坚持收复昭义镇。武宗采纳李德裕建议，决心讨
见“广州外人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