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翼诒谋录宋 · 王栐
燕翼诒谋录 宋 王栐 王銍
●卷一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开宝二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庚戍，诏曰：“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赐李迪等进士第，赐特奏名：五举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传》十八人，同学究二十二人，《三礼》四十四人，年老授将作监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元年正月癸未，诏：“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渐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则命进士六举、诸科九举特奏名，并赴殿试。则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发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
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宋准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岁礼部所放进士十一人而已，《五经》止二十二人。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模，可谓知所先务矣。
国初承五季之乱，吏铨书判拔萃科久废。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遗高锡上言，请问法书十条以代试判，诏今后应求仕及选人，并试判三道，仍复书判拔萃科。先是诸道州府参选者，每年冬集于吏铨，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诏选人四时参选。待之者甚厚，责之者甚至，真得驭臣之柄矣。后因铨部姑应故事，不分臧否，虽文纰缪、书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铨司引对，赍所试书判，以备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诸路阙官，凡守选者并与放选，以示特恩。至景元年正月，遂废书判为铨试。议者以为奏补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书判犹如今之帘引，虽有假手，不可代书，若铨试之弊，则又甚矣，虽他人代书可也，省试犹可，况铨试乎承平时，假手者用薄纸书所为文，揉成团，名曰“纸球”，公然货卖，亦由朝廷施刑浸宽故也。
五代时，尉职以军校为之，大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诏：“诸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与主簿同。”始令初赐第人为之，从赵普之请也。
国初，选人有服绯紫，或加阶至大夫，故人以为荣，虽老于选调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书详定陶等议：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今从事郎），三考加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留守两府节度推官（今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试大理评事。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今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今承直郎），一考加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依前监察御史，又转而为诸府少尹，申奏加检校官或加宪衔。观察判官以上服绯，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鱼，谓之“阶绯”、“阶紫”，非有劳绩而历任无过失者，并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优。
旧制，借绯、借紫皆不佩鱼。王诏为刑部侍郎，上奏云：“与胥吏无别，非所以示观瞻，乞与赐服人同佩鱼。”从之。然既许其佩鱼袋，则当改其衔为借紫金鱼袋、借绯鱼袋，今尚仍旧衔，此有司失于申明也。诏，化基之孙，举元之子，终工部尚书，享年七十九。
旧制，县尉捕盗无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诏：“尉逐贼被伤，全火，赐绯；三分之二者，减三选、加三阶；五分之二者，减二选、加二阶；三分之一者，减一选、加一阶。县令获全火，升朝人，改服色。余如尉赏。身死者，录用的亲子弟。”又诏：“捕寇立定日限，已罹限外之责而终能获贼者，与除其罚，不得书为劳绩。”赏罚非不重也，若遽令改官亲民则过矣。
今之司理参军，五代之马步军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为之，州镇专杀，而司狱事者轻视人命。太祖皇帝开宝六年七月壬子，诏州府并置司寇参军，以新及第《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充。其后改为司理参军。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
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酒，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世传堂吏旧用士人，吕夷简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赃。开宝六年四月癸巳，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簿、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令、录除升朝官，余上县。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为之。此太祖开基立国之宏规也。不特此尔，寇准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旧例以令史迁补，准番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诏铨司选流内官一任三考无遗阙者，引对，试断案，授之。盖仰体太祖谨重堂后官之意而推广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扫而清之，新旧杂用，士大夫耻与为伍。又三年，为任人无固志，旧吏长子孙为世业，一齐不胜众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数传之后，寂然无闻，是可恨也。
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如是而挟商旅于关节，绳之以法，彼亦何辞。今不复闻举此法矣。
前代邮置，皆役民为之，自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而邮亭役民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特置递卒，优其廪给，遂为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军功进秩为节度使者，不可数计，而班在卿、监之下。太祖皇帝以节度使受禅，遂重其选，升其班于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诏书也。故恩数同执政官，而除拜锁院宣麻尤异焉，非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不得为此官。此外则殿帅而已，前宰执亦时有除拜者。崇宁以来，始有滥恩，其后官者皆得为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赐时服，惟将相、翰林学士至诸军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谓宰相曰：“时服不赐百官，甚无谓也，宜并赐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赐文武常参官时服，自后遂为定制。
唐制，为刺史者并借绯。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戍，诏常参官知节镇并借紫，防御、团练、刺史州借绯，候回日依旧服色。其服绯人任诸州亦借紫，惟军垒则否。
国初，假试官乃以恩泽补授，不理选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为贺，悉以试七选，吏部南曹赴调引对，始授以官，自后假试方得齿仕版矣。
太祖皇帝以赵普专权，欲置副贰以防察之。问陶以下承相一等有何官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对。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仆射，若内史，若纳言，若参预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为相则均也。而为同平章事，乃资历之最浅者。自天宝之乱，多以资浅者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以儒学见重于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设几于宰相之属。其后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为一。其后为相者渐多，而参政之权渐轻，不得有所可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执官自为一班，独出百官之上，虽前宰相以宫师致仕者，皆不得与宰执官齿。
乾德元年，太祖因朝会见太子师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闰十二月丙子降诏：凡一品致仕曾带平章事者，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自后礼绝百僚矣。
先是选人不给印纸，遇任满给公凭，到选以考功过，往往于已给之后，时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诏曰：“今后州府录曹、县令、簿、尉，吏部南曹并给印纸、历子，外给公凭者罢之。”自此奔竞巧求者，不得以公凭营私更易改给矣。
唐末，藩镇诸州听命帅府，如臣之事君，虽或因朝命除授，而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帅，与朝廷几于相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右拾遗李翰极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诏藩镇诸州直隶京师，长吏自得奏事。而后天下大权尽归人主，潜消藩镇跋扈之心。今长吏初除，替满奏事自此始也。
旧制品官服绯、紫，皆以品格，故选人久次多服绯、紫，京朝迁转之速者，反多服绿。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参官衣绯、绿二十年，于吏部投状，具履历以闻。”始以实历。后以应格者少，改用莅事日为始，遂为定制。
旧制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权侍郎，并服黑带、佩金鱼。霍端友为中书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顾其带问云：何以无别于庶官端友奏：非金玉无用红鞋者。乃诏四品从官改服红鞋、黑犀带、佩金鱼。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红鞋不知何所从始也。
国初，士庶所服革带未有定制，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壬寅，诏三品以上钅夸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银钅夸金涂，七品以上并未常参官并内职武官以银。上所特赐，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银，今世所谓药点乌银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铁、角二色。其金荔枝钅夸，非三品以上不许服，太宗特新此钅夸，其品式无传焉。其后球文笏头、御仙又出于太宗，特制以别贵贱。而荔枝反为御仙之次，虽非从官特赐，皆许服。初品京官特赐带者，即服紫矣。鞍辔之别，亦始于太宗时，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诏常参官银装鞍、丝绦，六品以下不得闹装，不得用刺绣金皮饰鞯。未仕者乌漆素鞍。则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银装鞍也。近岁惟郡太守犹存银装、丝绦之制，此外无敢用者。若乌漆则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无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鲜矣。
国初仍唐旧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于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谓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谓之黑紫，以为妖，其禁尤严。故太平兴国七年诏曰：“中外官并贡举人或于绯、绿、白袍者，私自以紫于衣服者，禁之。止许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诏士庶皆许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则申严于仁宗之时，今虏中之服，乃是国初申严之制，此理所不可晓也。
太祖皇帝收藩镇之权，虽大藩府不敢臣属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为小官者亦渐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戍，知开封府寇准极陈其不可，乃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诸曹参军、知几县见知府并庭参设拜。自后诸州选人并拜于庭，故老泉上书亦尝言之，不知此礼废于何时。
进士旧无免解之条，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诏贡举应三举人，并免取解。若三举连中则是九年，三举不连中则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为均平也。若四举连中则亦罕有，不为滥矣。
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罢，多芒屦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不幸丁忧解官，多流落不能归。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诏川峡、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圣主端居九重而思虑至此，则从官远方者，不至于畏惮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泽大抵如此。其后以川峡距京师不甚远，至景德二年三月，复听川峡官丁忧，惟长吏奏裁。
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诏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盖后生初任，未历民事，轻于用刑，县令权轻不能制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无敢犯者。
铨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铨者虽聪明过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为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诏选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内铨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选，其视待流外者，霄壤不侔矣。
●卷二
国初，三岁郊祀，士大夫皆迁秩。真宗即位，孙何力陈其滥，乞罢迁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临轩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颁行。自后士大夫循转颇艰。
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戍，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其申严诚是也。而元丰贡院之火，死者甚众，则是法不行也。
又试场所问本经义疏，不过记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答曰：“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人也义’，谨对。”试卷不誊录，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记则曰“通”，不记则曰“不”，十问之中四通，则合格矣。其误记者，亦只书曰“不”，而全不能记，答曰“对未审，谨对”。虽已封弥，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自誊录之法行，而字画之缪或假手于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使古意尚存，则如章子厚者，岂容其应进士举乎
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而京师游手之民，亦自以鞍马候于禁门外，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进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导从，两节前引，始与同列特异矣。
进士考试差官属之转运使，惟许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诏本路阙人即报邻路差。
纳粟补官，国初无。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县学究郑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饥，乞补弟巽。不从。晁迥、李维上言，乞特从之，以劝来者，丰稔即止。诏补三班借职（今承信郎）。自后援巽例以清者，皆从之。然州县官不许接坐，止令庭参。熙宁元年八月，诏给将作监主簿、斋郎、助教牒，募民实粟于边。此古人募民实粟塞下遗意也。因记淳熙间，诏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补初品官，而龙舒一郡应格者数人，郡以姓名来上，孝宗皇帝疑而不与，仲父轩山先生力谏，以为失信于人，恐自后歉岁无应募者，孝宗亟从之，已而应募者众。
旧制，朝臣、监司因事谪官，多为监当，虽在贬所，犹以前任举官，言者以为无以示贬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戍，始制因罪监当，不得举官充知县，朝臣不得举本州幕职官。前朝贬谪虽重。叙用亦骤，未闻其黜免而置之闲地也。王安石一时私意，贻害无穷，罪不胜诛，国犹为其所误，而况士大夫乎
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景务三年五月丙辰，诏：“赤、畿知县，已令择人，俸给宜优。自今两赤县，月支见钱二十五千，米麦共七斛。畿县七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户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麦四斛；三千户以下，京官钱十二千、米麦三斛。”是时已为特异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诏曰：“并建庶官，以厘庶务，宜少丰于请给，以各励于廉隅。自今文武，宜月请折支，并给见钱六分，外任给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
旧制，士人与编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诏贡举人曾预省试，公罪听收赎，而所赎止于公罪徒，其后私罪杖亦许赎论。
唐朝职掌，因五季之乱遂至错乱，或废不举。给事中掌封驳，不可一日无，皇朝淳化四年，太宗皇帝推考废职始于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务同知给事中，未几，隶银台、通进司为封驳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驳司陈恕乞铸印，命取门下印用之，因改其名为门下封驳司。
国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陈乞摄太祝者，虽班初品选人下，然不一二年，经营巧求，即同正员，是与侍从奏补无以异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惩其弊，乃诏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学究出身，不许慑太祝。自后京选判然，巧求者无所容其奸。
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贱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严其禁，虽见任京朝，遇庆泽只加勋阶，不得拟常参官。此与书学、画学、算学、律学并列，于文武两学者异矣。
王师初下广南，北人畏瘴疠，无敢往者，虽武臣亦惮之。后有武臣自广南替回，陈乞免短使者，铨部以闻。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诏三班使臣任广南差遣，替回并免短使。遂以为制。
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浸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览三司奏乏银支用，问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两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时其价若干也。盖上以为重则下竞趋之，求之者多，则价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数年间，世变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费益甚，沿袭至于宣、政之间乎是宜价日增而未已也。
国初沿江置务收茶，名曰榷货务，给卖客旅如盐货，然人不以为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诏废沿江八处，应茶商并许于出茶处市之。未几，有司恐课额有亏，复请于上。六月戊戌，诏复旧制。六飞南渡后，官不能运致茶货，而榷货务只卖茶引矣。
皇朝吏铨不曰尚书吏部，而曰考课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以别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诏改考课京朝官院为审官院，考课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而总谓之流内铨云。
唐有理匦使，五代以来无闻。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诏置理检司，以钱若水领之。其后改曰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曰鼓司。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检院，应上书人并诣鼓院，如本院不行，则诣检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审复，奏而行之，太宗皇帝虑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诋，特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龄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闻，始论决。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诏行之。谨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归刑部，不复有中覆矣。
唐百官入阁有待制次对官。德宗兴元中，日令常参官三两人奏事。后唐天成中，废待制次对官，五日一次内殿百官转对，长兴二年停。晋天福七年复。汉乾二年，陶奏罢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太宗皇帝再复旧制，诏百官次对，每日两次。
诸州贡士，国初未有限制，来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诸道贡举人悉入对崇政殿，凡万七千三百人。时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
世有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不防其微，必为大患。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处斩，引匿不以闻与同罪。”所以塞祸乱之源，驱斯民纳之善也。其后刑名寝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尝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视此三者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尝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是开盗贼之门也，毋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笃厚人伦，子之出继他位者，得封赠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闻也。李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叔母谢氏，故陈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报罔极之恩，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与追荣。”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诏赠超为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然此犹因有请而从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诏文武升朝官，父不在，无嫡母、继母者，许叙封本生父母。则四海之内均沾宠惠，虽于古礼违悖，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为之子者，非其亲生，犹可不服，苟其所亲生，而视之恝然，则非人类矣。张永德父颖，先娶马氏，生永德，为颖所出。永德知邓州，于州廨作二堂，左继母刘氏居之，右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于继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无间言。时大臣母妻皆得入谒，刘氏存日，马不敢同入禁中；刘氏卒，马始得入谒。太宗劳问嘉叹，封莒国太夫人。此可为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三年九月，集贤校理郭稹乞为嫁母服，诏两制、御史、太常寺、礼院议。诏自今并许解官申心丧。
前代名贤之后，累经褒表最显著者四人：一曰狄梁公仁杰，二曰张曲江公九龄，三曰段太尉秀实，四曰郭汾阳王子仪。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张公九世孙元吉诣阙，献明皇墨迹并张公写真告身，诏以为韶州文学。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孙亮为三班借职。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张公九世孙锡，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答来献，补试国子四门助教。庆历三年三月壬辰，诏以狄公孙华州明法狄国宾为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孙元亨为永兴军助教。元丰五年四月，复以段公八世孙文酉为陇州助教。复其家。国家非靳一命于先贤也，谨惜名器，虽贤者犹尔，况亵用之乎。
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诏：“金箔、金银线、贴金、销金、间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之物，并行禁断。非命妇不得以金为首饰。许人纠告，并以违制论。寺观饰塑像者，赍金银并工价，就文思院换易。”四年六月，又诏：“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装饰，不得用五彩。皇亲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胜除宣赐外，许用绫绢，不得用罗，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缣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诏：“自中宫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应销金、贴金、缕金、间金、ρ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皆不许造。”然上之所好，终不可得而绝也。仁宗继统，以俭朴躬行，于庆历二年五月戊辰，申严其禁，上自宫掖，悉皆屏绝，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议者犹有憾，以为有未至焉。自是而后，此意泯矣。
真宗皇帝东封西祀，思显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诏升应天府为南京，建行宫，正殿以“归德”为名，以圣祖殿为鸿庆宫，奉太祖、太宗像，侍立于圣祖之旁。其后遂开高宗皇帝中兴之祥，始非偶然者。
僧徒奸狡，虽人主之前，敢为欺罔。江东有僧诣阙，乞修天台国清寺，且言，如寺成，愿焚身以报。太宗从之，命中使卫绍钦督役，戒之曰：“了事了来。”绍钦即与俱往，不日告成。绍钦积薪如山，驱使入火，僧哀鸣，乞回阙下面谢皇帝，而后自焚。绍钦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转悲号而绝。归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颔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戮之于市矣。
黄冠之教，始于汉张陵，故皆有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奉其教而诵经，则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诵经，惟假其冠服，则曰“寄褐”，皆激情无所业者，亦有凶岁无所给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亲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开宝五年闰二月戊午，诏曰：“末俗窃服冠裳，号为‘寄褐’，杂居宫观者，一切禁断。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后不许私度，须本师、知观同诣长吏陈牒，给公凭，违者捕击抵罪。”自是宫观不许停著妇女，亦无寄食者矣。而黄冠之兄弟、父子、孙侄犹依凭以居，不肯去也，名曰“亲属”。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诏道士不得以亲属住宫观，犯者严惩之。自后始与僧同其禁约矣。
国忌行香，本非旧制，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诏曰：“宣祖昭武皇帝、昭宪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屠，废务，著于令。”自后太祖、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进名奉慰久已不存，亦不禁屠，双忌则休务，单忌亦不废务矣。
太祖征李重进还，以御营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后僧徒共建一殿，申严崇奉，名彰武殿，且请降御容，使民庶瞻仰。真宗皇帝命翰林画工图写严卫而往，仍赐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望，州郡率官僚朝礼。六飞南渡，荡为煨烬，后虽建殿，不复奏请御容，姑存遗迹而已。
太宗皇帝命内侍裴愈与山阴县令李易，直访王羲之兰亭旧迹。其流杯修禊处在越州，僧子谦因请建寺于旧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诏从子谦之请，赐寺名“天章”，仍以御书赐之。
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门，为楼其上，甚雄，宸墨亲填，书金字额，曰“大相国寺”，五月壬寅赐之。
僧寺戒坛，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为奸。太祖皇帝尤恶之，开宝五年二月丁丑，诏曰：“僧尼无间，实紊教法，应尼合度者，只许于本寺起坛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违，重置其罪。许人告。”则是尼受戒，不须入戒坛，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坛中，公然招诱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诬以违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为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万寿观本玉清昭应宫也，宫为火所焚，惟长生崇寿殿存，殿有三像，圣祖、真宗各用金五千两余，昊天玉皇上帝用银五千余两，仁宗天圣七年，诏玉清昭应宫更不复修，以殿为万寿观。盖明肃太后尚有修营之意，宰臣犹带使领，至是始去之，示不复修营也。
真宗皇帝朝，盛礼缛仪娄举，费金最多，金价因此顿长，人以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诏册宝法物凡用金者，并改用银，而以金涂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宝用金，余皆金涂也。
●卷三
太宗皇帝以海内混一，四方无虞，乃于江南置太平军，江北置无为军，取太平无为之义。太平后改为州。无为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军方十有六年。灾异变怪忽发，八月中，有青蛇长数丈，出郡治；十六日，风雨，林木、城门、营垒尽坏，压死千余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真宗皇帝亟命中使张景宣驰驿恤视，民坏屋者，无出来年夏租，压死者家赐米一斛，无主及贫乏者官收瘥之；令长史就宫观精虔设醮为民祈福。是时方尚祥瑞，宰相甚怒，加谴郡守，真宗不从。其后，守臣惩艾，于五年五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树。七年七月庚寅，奏圣祖殿丛竹内获毛屦二，以为圣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气覆巢湖，画图来上。皆奉承上意也。洎至皇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守臣茹孝标奏；城内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进，改名其山曰：“紫芝山。”蕞尔一培娄，不应一时所产若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草木虫鱼之异，乌足尚哉。茹孝标与免罪，戒州县自今无得以闻。”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进谀者矣！
《虞书》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三代以后无传焉。惟汉宣帝时尝见，史不载其形状如何。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时，白州有凤凰三，自南入城，众禽周绕，至万岁寺前，栖高木，上身如龙，长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盏。至申时，飞向北去，遂不复见。州画图来上。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可谓治世，宜其览德辉而下也。若麟，惟先圣识之。汉武获一角兽，当时以为麟，太史公不以为然也。太平兴国九年十月癸巳，岚州献兽一角，似鹿无斑，角端有肉，性驯善，诏群臣参验，徐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贺。
官榷酒酤，其来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诏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监，宜募民掌之。灭常课之十二，使其易办，吏勿复预。”盖民自鬻则取利轻，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则有为生之乐，官无讥察警捕之劳，而课额一定，无敢违欠，公私两便。然所入无赢余，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爱民，宁损上以益下，新法惟剥下奉上，而且诱民为恶，陷民于罪，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卖酒用妓乐如故，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间无一肯厘正之者，何耶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诏：江南、两浙、福建等处诸州，僧三百人岁度一人，尼百人岁度一人。自昔岁度僧道惟试经，且因寺之大小立额，如进士应举。然虽奸猾多窜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无所容。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
州长吏不亲监决，中唐以来为然，遇引断，皆牙校监决于门外。太宗恤刑，虑有冤滥，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诏诸州长吏，凡决徒罪，并须亲临。因太常博士王扌犬有请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职幕官，而徒罪必自监决，帅府则以徒罪委通判。圣朝谨严于用刑，盖以人命为重也。
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此何义耶至于铙钹，乃胡乐也，胡俗燕乐则击之，而可用于丧柩乎世俗无知，至用鼓吹作乐，又何忍也开宝三年十月甲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太平兴国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乐，庶人不得用方相头。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于移风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县间不能举行之也！
江南李唐旧用铁钱，盖因韩熙载建议，以铁钱六权铜钱四，然铜钱之价相去甚远，不可强也。江南末年，铁钱十仅直铜钱一。江南平，民间不肯行用，转运使樊若水请废之。太平兴国二年二月，诏官收民间铁钱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于是江南铁钱尽矣。然川蜀、陕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铁钱一贯重二十五斤，铜钱一当十三，小民熔为器用，卖钱二千，于是官钱皆为小民盗销，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请改铸，每贯重十二斤，铜钱一当十，民间无钅丕销之利，不复为矣。庆历初，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红崖、虢州青水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大钱，一可当小钱三。以之当十，民间趋利，盗铸不已。至八年，张方平、宋祁议，以为当更，乃诏改铜钱当十。先是庆历元年十一月，诏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一百万贯，助陕西经费，所积尤多，钱重民苦之，至是并罢铸钱，其患方息。
旧制，命官锁厅应举，先于所属选官考试所业，方听取解至礼部。程文纰缪勒停，不合格者赎铜，永不得应举。中格，庭对，唱第日仍降甲。盖期待任子者甚厚，非比寒士也，虽欲假手，其可得乎故当时由此涂出者，皆为文人。仁宗欲开诱进之路，天圣四年六月辛未，诏免举所业，下第人免责罚，仍许再应举。景元年，复诏锁厅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试者尚少而申明之也。然自是任子心无所惮，虽实无才能者，亦求试矣。
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诏罢中元、下元张灯。官虽废之，而私家犹有私自张灯者。余曩仕山阳，中元、下元酒务张灯卖酒，岂北方遗俗犹有存者耶。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盖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乙酉，诏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为七夕，颁行天下。”盖方其改用六日之时，始于朝廷，故厘正之，自朝廷始。
《月令》开冰献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乱，讹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诏改正之。
祖宗留意民事，丁宁戒饬，虽州县小官未尝少怠。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丁未，诏应京朝官受任于外，并州县、幕职官朝辞，并于ト门宣旨戒勖，以其词著之坐右。不知此制废于何时。苟州县小官亦蒙皇恩宠绥，决知自重，思所以称上意，不敢自暴自弃矣。惜无能举行之者也。
承平时，阙多员少，士大夫注拟，必求须次者以自便。盖王事鞅掌，久劳于外，乍还乡里，展扫坟墓，聚会亲族，料理生产作业，势使之然，甚而违年，绳以三尺，不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诏京朝官厘务于外者，受诏后给假一月浣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闻，违者有罪。其后进士既多，任子亦众，故东坡进策有“一官三人共之”之说，以为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莅官之日少，闲居之日长，而士大夫至于冒法。况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诏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秩满至京师，于法书内试问，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罚，所以关防检察癃老、昏缪、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阙必须奏事，通判而下不复举行，殊失祖宗谨重州县，勤恤民瘼之意，岂非不才者，多恶其害己，而不欲举行之乎。
汉天子印符曰玺，后世因其名不改。国初，御前之印、书诏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并改为“宝”，别铸用之。皇五年，仁宗以奉宸库有美玉，广尺，厚半之，命制为“镇国神宝”，宰臣庞籍篆文，刘沆书牌。哲宗元符元年，咸阳民段义献玉玺，云：“绍圣三年，河南乡修造家舍掘得之。”色绿如蓝，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诏蔡京等议之，咸以为真秦玺也。诏仍旧为传国玺。徽宗大观元年，诏求美玉，制八宝以易六玺。十一月壬戌，诏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旧六玺之用。自天申命，地不爱宝，获金玉于异域，得妙工于编氓，八宝既成，无前比，可以来年正月朔日御大庆殿恭受八宝。”是举恩数特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制“定命宝”，“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大和，万寿无疆”为文，广九寸，号九宝。二圣北狩，宝沦异域，高宗皇帝复制八宝，循大观旧规也。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仁宗皇帝诞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称贺，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是年仁宗方就学，天生圣人，得于梦兆，方五岁，圣质已异常人，故均福臣下者特异。
真宗时，开封府洎京畿县受纳绵，多取出剩，讫事，悉掊其余，均赐官吏，而官吏无厌，愈更多取，岁增不已。景德三年六月壬辰，诏悉蠲之，官吏所赐以官钱给其直。
国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犯罪许用荫赎，吏有所恃，敢于为奸。天圣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孙荫，诏特决之。仍诏今后吏人犯罪，并不用荫。又诏吏人招募，责状在身无荫赎，方听入役。苟吏可用荫，则是士宦不如为吏也，诱不肖子弟为恶，莫此为甚，禁之，诚急务不可缓也。
旧制，京朝官实历知县三任入同判，同判实历三任入知州。天圣六年七月己亥，诏自今任内有五人同罪，奏举减一任。同判后改为通判，至今因之。各以两任四考关升。
审官院定差知州、军，并以资历，不容超越，资历当得，不容不与。天圣七年九月辛巳，诏审官院定差，并申中书，引上审视，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罢之。今都堂审察，其遗意也。
国初，奏荐之制甚宽，不拘服属远近。天圣四年，始诏臣僚奏荐子弟须言服纪，不许奏无服之亲，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后，又以服属之亲疏为奏官之高下，可谓良法。乾兴元年，仁宗皇帝登宝位，八月，令学士院试诸州进奉贺登位人：曾举进士，试大理评事；曾举诸科，试秘书省正字；余试校书郎。不愿试人，太庙斋郎，凡四等。试大理评事，元丰为假承事郎，今为通仕郎，出官从事郎。试秘书省正字，元丰为假承奉郎，今为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庙斋郎，元丰未改，今为将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后例补将仕郎，惟宰执得登仕郎。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寿春郡王，以张士逊、崔遵度为友，讲学之所为资善堂。此资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后元良就学所皆曰资善。
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主家得自杀其奴仆。太祖建国，首禁臣下不得专杀。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诏，郡国断大辟，录案朱书格律、断词、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取旨行之。自后生杀之权，出于上矣。然主家犹擅黥奴仆之面，以快其忿毒。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复诏士庶之家奴仆有犯，不得黥面。盖重于戕人肌肤也。祖宗谨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无所不用其至。如：诏太岁三元圣节，不决死罪，则淳化二年三月也；令众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则天圣四年四月辛未诏也。列圣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欤。
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其讲睦邻之好，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苟私用之，则有刑矣。治平元年，知凤翔府陈希亮自首，曾以邻州公使酒私用，贬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严其禁：公使酒相遗，不得私用，并入公帑。其后，祖无择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遗亲，故自直学士谪授散官安置，况他物乎。故先世所历州郡，得邻郡酒皆归之公帑，换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饮也。
师、傅、保辅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师，导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如周、召、毕公之于成王，可以当是名矣。汉之张禹、孔光辱莫甚焉，邓禹其庶几乎。后世以为阶官而序进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师、傅、保之称，此何义也子虽贤而可为父之师、傅、保乎况有年方孩幼即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贾黯力陈其非，四月丙午，诏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顺，人无得而议。宣、政以后，至以师、傅、保加之宦竖，其悖理尤甚矣。
选人改京朝官，惮于作县，多历闲慢，比折知县资序。熙宁十年二月戊子，诏选人磨勘改京朝官，须入知县，虽不拘常制，不得举辟。近世此禁浸弛，凡改官人，有出身任教授，无出身任签判，二考满则赴部注破格通判矣。孝宗皇帝申严旧制，仍以三年为任，考第未足，或有过犯，不得注通判，至今尊行之。
《礼经》，女子出适，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太祖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齐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夫苫块之中，妇被绮罗之饰，夫妇齐体，哀乐不同，乞令舅姑之丧，妇从其夫齐衰三年，于义为称。”十二月丁酉朔，诏从之。遂为定制。
●卷四
江南初下，李后主朝京师，其群臣随才任使，公卿将相多为小官，惟任州县官者仍旧。至于服色，例令服绿，不问官品高下，以示别于中国也。
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应诸路伪授官，先赐绯人止令服绿，今并许仍旧。其先衣紫人，任常参官亦许仍旧。”遂得与王朝官齿矣。
杨万顷杀张审素，审素二子皇、为父复仇杀万顷，张九龄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杀之，而二子竟伏大刑。盖九龄君子，喜人为善，林甫小人，嫉人为善，好恶不同故也。苟其父罪当死，子不当报仇，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为人所挤陷以死，可不报乎！审素之仇所当报也。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县民甄婆儿，报母仇杀人，诏决杖遣之。惜乎皇、之不遇圣时明主也！
欧阳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学，既贵，乞以一官回赠，以报其德。诏从之。乃自员外郎赠郎中。后世以为美谈，不知又有先于修者，王曾为参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严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诏赠宗元工部员外郎，严氏怀仁县太君。
李遵勖本名勖，崇矩之孙，继昌之子，真宗朝尚长公主，御笔增为遵勖，升为崇矩之子，继昌之弟。自此为例，实乱人伦。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诏，述英宗治命，应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盖英宗久欲厘王，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遗命行，可谓善述人之事矣。
士大夫治小民之狱者，纵小民妄诉，虽虚妄灼然，亦不反坐，甚而听其蓦越，几于搂揽生事矣。曾不思善良之民，畏官府如虎狼，甘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恐胁把持为生，与吏囊橐，视官府如私家，肆行不忌。士大夫堕其计中，为其所困，殊不自觉，良可叹也。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己巳，诏应论诉人不得蓦越陈状，违者科罪。开基创业之初，首念及此，虑为善良害也。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诏所诉虚妄，好持人短长，为乡里害者，再犯，徒；三犯，杖讫，械送军头引见司。苟能举而行之，庶几妄诉者息矣。
旧制，期丧百日内妨试，尊卑长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冒哀就同文试，洎中选，被人论诉，不免坐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学士承旨晁回上言：“诸州士人以期制妨试，奔凑京毂，请自今卑幼期服，不妨取解。”诏从之。自后冒哀求试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长期丧，多年高者，卑幼期丧，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则妨试亦鲜。
国初，宗室尚少，隶宗正等。仁宗景三年，以宗室众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宁江军节度使允让知大宗正事。仍诏自今于祖宗后各择一人为之，尚贤而不以齿。纠正违失。凡宗室奏陈，先委详酌而后闻，不得专达。其后又以宗室出居外州，于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矣。
今州县义仓米，始于仁宗时。始集贤校理王琪，尝于景中陈请，乞每正税二斗，别输一升，领于转运使，遇水旱振给。有司会议，不同而止。庆历元年九月，琪申前议，上特诏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一升，然水旱振给，所赖为多。行之日久，官吏视为公家之物，遇振给，靳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仁宗重台谏之选，景元年四月癸丑，诏御史台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又诏举三丞以上尝历知县人除御史里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开封判官。自清要而历繁剧，选任既重，一时号称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谏官无治所，乃以门下省充谏院，而别创门下省于右掖门之西。盖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独谏院无之故也。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于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奉太宗并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真宗，则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七年，因杨畋力谏，乃定以太宗配。今南郊又以祖宗并配矣。
祖宗重堂后官，更用士人，其叙迁至员外郎者，与外任。其后多不愿出，惟求子孙恩泽，遂以为例。仁宗嘉八年，中书奏：“今后愿留人，虽许供职，其诸房提点并须择才，候职事修举方补。如不职，与堂除知州。”盖犹以士流之故，优之也。新法既行，增置宰属，而士流不复为堂后官，因是削。旧制，堂后官外任止于通判，不得为知州。先是皇三年四月，诏堂后官无得佩鱼，若士人选用而至提点五房，方许佩鱼，以示别也，今虽非士人选用，皆佩之矣。
先圣后嗣，自先圣封文宣王，而袭爵者称文宣公。“文宣”，谥号也，谥号非子孙所可袭。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无择议，改为衍圣公，盖取袭封之义。
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仁宗时，宫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议者以为妖，仁宗亦恶其侈，皇元年十月，训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国朝武臣，正任十年一迁官。熙宁八年，特诏驸马都尉七年一迁官，乃著于令，非独示优，亦所以杜其非理干请也。元丰六年二月癸未，诏吏部七年磨勘，更不取旨。
仁宗景元年四月癸酉，诏以河南府学为西京国子监，置分司官。其后南京、北京皆援为之。崇宁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诏罢三京国子监官，各置司业一员，其氐京具体而微矣。
皇朝追褒先贤，皆有所因。仁宗景元年九月，诏封扁鹊为神应侯，以上疾愈，医者许希有请也。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封孔鲤泗水侯、孔汲沂水侯，崇先圣之嗣也。六月，封伯夷为清惠侯、叔齐为仁惠侯，重节义之风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御寇冲虚观妙真君、庄周微妙元通真君，尚虚无之教也。然仁宗因医者之请，姑勉从之。伯鱼、子思之封，以配享从例封也。伯夷、叔齐逊千乘之国，岂求身后虚名；庄、列物外人，何羡真君之号，不必封可也。
京师试于礼部者，皆祷于二相庙，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为武城宰，子夏聘列国，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皮剥所也。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传闻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封为灵贶侯。今庙在万寿观之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不知士人之祷始于何时，馆因何而置庙也。
王安石创宫观，以处新法之异议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其后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宫观。其初出令也，则曰“优老”。元丰元年二月辛亥，诏年六十者听注差宫观，以三十月为任，无得过两任。其后不拘此令矣。
元丰初，诏检正官、检详官各以四员为额。亦同都事、录事、承旨分房掌管，其品秩尚卑。政和更制，品秩甚高，各置一员通掌诸房，权任甚重。而所以擢用者不同，或出于人主亲擢，则宰执反惮之，所请不敢不从，出于宰臣进拟，则人主反疑之，因是品位不进。近世目宰属、枢属官为“旋窝”，人不以为乐，其人主亲擢，则又有“跳出旋窝”之号，颇恃以自矜矣。
枢密使拜罢，与宰臣恩数等。皇五年，高若讷为枢密使罢政，仁宗恶其奸邪，特令舍人草词罢，以示贬黜。其后皆以前宰臣为之，皆带平章事，罢政宣麻如故；而自执政拜使者罢政，不复宣麻，踵若讷故事也。
淮南转运使旧有二员，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诏徙一员于庐州。南渡以后废江、淮发运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真州，治庐州者移治舒州，其后又自舒州移治无为军矣。
太庙斋郎后改为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十一月，诏：假版官行于衰乱之世，不可循用，改假承事郎为通仕郎、假承奉承务郎为登仕郎；改旧通仕郎为从政郎、旧登仕郎为修职郎、假将仕郎去“假”字。见任合改人并带假人，但改正称呼，更不给告敕。
旧贴职，止于直秘阁，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诏：天下人才富盛，趋事赴功者众，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秘阁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兴以后，又增敷文、焕章、华文、宝谟、宝章五等矣。等级既多，迁转亦易，非旧比也。
今判部、判寺、判监、判院之称，乃官制未改以前实称，今加于实称之上，可谓重叠。昔有判刑部、判礼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户、吏二部无之，盖以流内铨、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无谓也。其他寺监亦然。至于登闻检鼓院、进奏院，旧称判。政和五年，言者谓官制之改，称判者悉除去，惟大宗正司以官尊者称判，其次为知，若六院不可复言判也。遂诏悉改为监。
今之右文殿修撰，旧为集贤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笔：集贤殿旧无此名，秘书省殿以右文殿为名，可改为右文殿修撰。
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诏宣德郎与宣德门名相犯，可改为宣教郎，见任人不别给告，但改称呼。
政和四年八月，诏改端明殿学士为延康殿学士，改枢密直学士为述古殿学士，恩数品秩并依旧。中兴以后，端明复旧，而述古与枢密直皆废矣。
大夫之称亚于卿，而郎官上应列宿，文臣以为阶官宜也，况其来自古，初非创意立名，故神宗正官名远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职事，旧称为寄禄官。若武臣横行、正副使之称，与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职、借职、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称，此岂被坚执锐驰骤弓马者之所宜称乎横行以十二阶易十二阶犹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阶并以八阶易之，无乃轻亵名器之甚乎昔之超转，犹作九资，则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转不过四资，是减四十五年为十六年矣。
祖宗多为武臣等级，责其边功，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郎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圣君宏模一旦坏于建议之臣，使良法美意扫地无遗，最甚者，称谓不顾义理所在，若文武官名一依元丰之制，则人无得而议矣。
绍圣二年三月，监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祖宗用人之制，修立权侍郎迁进法。诏三省议之。章因奏：“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带修撰除者，满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国子祭酒、太常少卿、秘书少监、直龙图阁除者，满二年取旨；除修撰与外任职事修举者，再留二年取旨；除正与外任、除待制，即才能为众所推，绩效显著，朝廷特拔擢者，不拘此令。”诏从之。且天子侍从之臣，非有才能绩效而可冒居之乎信如其言，殆始铨部注拟常调计资历岁月者之为也。是时虽出此令，卒莫能行，章之意，盖欲假此令以扼异己之人，而不次超越者，则曰人主特拔擢也，岂不愚哉！
庆历二年，富弼乞罢殿试，止令尚书礼部奏名，次第唱名，盖以廷试惟用诗赋，士子多侥幸故也。王尧臣、梁适皆状元及第，以为讥己。正月辛巳，方从弼之请，癸未，遽从尧臣、适之请，复旧制。
庆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数，赐私门立戟，文武臣僚许立家庙，已赐门戟，给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门以列戟者，想是时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举，无能举旧事以言者，若家庙则终不能行。至皇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复颁三品以上家庙之制。从宋庠之请也。然一时议者欲令立庙之子孙袭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国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仅一二世。或又疑袭封公爵，惟三恪、先圣之后有之，此制一行，数世之后必多。又子孙或初命卑官，不应袭公侯之爵。议终不决，竟泥不行，是不详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国朝，自真宗时法令浸宽，臣僚或以恩泽及所转官为子孙乞赐科名，则召试而授之；或乞亲属升陟，注超越差遣，自小官即为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陈乞叙复。大抵皆公卿大臣牵于人情而不可拒者，积日累月，不可数计。庆历四年正月丙戌，诏并禁止，不得陈乞。
令县邑门楼，皆曰“敕书楼”。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诏曰：“近降制敕，决遣颇多，或有厘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无以讲求，论报逾期，有伤和气。自今州府监县应所受诏敕，并藏敕书楼，咸著于籍，受代批书、印纸、历子，违者论罪。”则是敕书楼州县皆有之也，今州郡不闻有敕书楼矣。
唐有王《会图》，皇朝亦有《四夷述职图》。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画其形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从之。是时外夷来朝者，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
国初，进奏官循五季旧例，例官至御史大夫。诸国既平，天下一统，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多至百数，混于皂隶，不复齿于衣冠之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诏诸州进奏官十年以上，补三班奉职，每遇郊祀叙补五人，迄今为例。
种放有别墅在终南山，聚徒讲学，性嗜酒，种秫自酿，林泉之景颇为幽胜。真宗闻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画图以进，六月己未，召辅臣观于龙图阁，再三褒美。放父翊尝为吏部令史，出官为长安簿。放幼好学，长以古道自任，奉母隐居于终南山之豹林谷，自称“退士”，作《退士说》数千字。又号云溪醉叟。太宗朝屡召不起，张齐贤荐其节行可厉风俗，真宗复遣中使召之，起为左司谏、谏议大夫、给事中。力请还山。从祀东封，拜工部侍郎。终身不娶，既卒，朝廷录其侄世雍为同学究出身。
唐人重于避讳，国初此风尚在，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部曲避监临家讳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诏：“内外臣僚，三代名讳止可行于己。州县长吏不得出家讳。新授官职有家讳者，除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许准敕上言，余不在改请之限。”然法令明载，官称犯高曾祖父讳，冒居者有罪，则是与此诏相反也。岂非此诏既行之后，人无廉耻，习以成风，故又从而禁之耶。
民间诉水旱，旧无限制，或秋而诉夏旱，或冬而诉秋旱，往往于收割之后，欺罔官吏，无从核实，拒之则不可，听之则难信。故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诏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岭南管内州县诉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为限。自此遂为定制。
国初，州郡官属，皆长吏自行奏辟，姓名未闻于朝，已先莅职，洎至命下，则已莅月日皆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亲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诏曰：“诸处奏荐，多是亲党，既伤公道，徒启亻幸门，今后如有员阙处，当以状闻。”自后奏辟不敢私于亲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レ之，稍知所畏忌矣。
唐制，乘驿者给银牌。五代庶事草创，但枢密院给牒。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伪作牒，乘驿谋反，禽捕伏诛。六月戊午，诏复旧制，应乘驿者并给银牌。中兴以后，此制不复讲矣。
●卷五
仁宗时，有染工自南方来，以山矾叶烧灰，梁紫以为黝，献之宦者洎诸王，无不爱之，乃用为朝袍。乍见者皆骇观，士大夫虽慕之，不敢为也。而妇女有以为衫礻爰者，言者亟论之，以为奇袤之服，浸不可长。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诏严为之禁，犯者罪之。中兴以后，驻跸南方，贵贱皆衣黝紫，反以赤紫为御爱紫，亦无敢以为衫袍者，独妇人以为衫礻爰尔。（服紫始末，已见前卷。）
真宗时，试进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张士逊以监察御史为巡铺官，因白主司有亲戚在进士，明日当引试，愿出以避嫌。主司不听，士逊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别试所自此始，且以御史为巡铺，决无容私矣。易以宦官，不知始于何年也。
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七年，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至皇元年，边事浸息，遂废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复置，迄于今不废，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载矣。仲父轩山公知贡举，武举林票、陶天麟等来拜谢，仲父问之曰：朝廷设此科以择将帅，而公等不从军，何也答以不堪笞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旧制，申饬三衙、沿江军帅待以士礼。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进士皆愿从军。至绍熙庚戌，仲父以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唱进士第，复奏光宗皇帝，命武举进士从军，不许军帅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罚俸。此令一出，皆愿从军，而军中无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员之额，以至江上诸军，每举以二十四员为额，七年为任，第一名同正将，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将，第四名以下同准备将，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后军帅亦仰承朝廷优恤之意，待遇之礼与统领官等，或令其兼同统领职事，遇出战多领守寨，必自愿亲行阵者，始听之。盖军史自统制以下，多是假摄，或以准备将而权统制者，每于文移、公牍、书札、榜子削其本职，为写权职为正。遇东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驾士大夫。一闻钲鼓之声，则惴惴战栗。士大夫信其伪衔，不复与较。故以守阙进勇副尉为统制者，往往而是，若于武举中选愿亲行阵者，使久于其任而序进之，必能趋事赴功矣。
部吏卖阙之弊，自昔有之。皇中，赵及判流内铨，始置阙亭。凡有州郡申到阙，即时榜出，以防卖阙，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忧事故数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数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评价，长贰、郎官为小官时皆尝有之，亦不暇问。太宗皇帝曰：“亻幸门如鼠穴，不可塞也。”岂不信哉
国初，宦者不过数十人，真宗时渐众，盖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数岁小儿，积累至多故也。皇五年闰七月戊辰，言者以为久弊当革，乃诏自供奉官至行门，以百八十员为额，遇阙额方许奏补。至元二年二月，又诏自供奉官至黄门，以百人为额。然流弊之久，终不能革，至宣、政间，动以千数矣。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职守，惟务奔竞，乞申严戒励。庆历八年五月丁卯，诏中外官满二年方许差替，其三年、三十月为任者，仍旧。此诚良法也。中兴以来，职事官犹计资考，故有须次一两政者，至于三丞以上，至于郎官卿监有三四年不迁者，故人无苟且之心。近年，满年不迁则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惧求去，是不谙祖宗典故尔。
旧制，御试诗赋论，士人未免上请于殿陛之下，出题官临轩答之，往复纷纭，殊失尊严之体。景元年三月丙子，诏进士题具书史所出，御药院印给，士人不许上请。自后进士各伏其位，不敢复至殿庭。
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元。天圣五年，诏臣僚薨卒，当赐谥，而本家不陈乞者，令有司举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连状封赠。此推恩泉壤，泽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诏流内铨，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权听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风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臣僚之官罢任，所过山险去处，差军士防送，无过送迎人之半。此闵其道路羁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施恩于臣下者如此，可谓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诏命官迁谪岭南亡殁者，并许归葬，官给缗钱，如亲属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盖其人虽犯罪，而其死则可闵，威以惩其罪，恩以恤其死，施于死者犹尔，况生者乎施于有罪者犹尔，况无罪者乎仁宗可谓能弘家法矣。
宗室年五岁则官为廪给，此祖宗旧法也。皇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让请自三岁廪给。仁宗以太过，三月甲辰，诏宗室三岁以上，官为给食。今又复以五岁为限矣。
西京学校，旧为河南府学。景元年，诏改为西京国子监，以为优贤之所。
商税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县令亦鄙贱之。曾不思客旅往来，乡民入市，动遭竭泽，又复营私，掩为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诏商税三万贯以上，选亲民官监给，通判添支。所以重讥征之寄。近时理亲民资序为监当者，未之闻也，往往以为浼己，不肯亵就矣。然朝廷以场务之寄，责之长贰、县令，知监当之难于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天下州县课利场务，十分亏五厘以下，知州、通判、县令罚俸一月；一分以下，两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升陟差遣。”赏罚不及于监当，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号义门如故也。余堂至其村，故听事犹在，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族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有几世也。余尝思之，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骤贵超显之人，则有非族长所能令者。况贵贱殊涂，炎凉异趣，父兄虽守之，子孙亦变之，义者将为不义矣。裘氏虽无显者，子孙世守其业，犹为大族，胜于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裘氏者，岂不甚厚乎
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
司天监官自挈壶正转保章正，灵台郎直长、局丞至冬官正，仅五迁尔。旧制五年一转，或谓较之武臣洎医官则太优，欲增其等级。庆历五年六月乙卯朔，诏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迁官。虽循转甚迟，然比承信郎转至武翼郎，犹为优矣。
承平时，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百数。其后州郡苞苴权要，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重为人害。天圣六年四月庚戌，诏三州不得以贡余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然终不能禁也。今惟温有岁贡岁馈，鼎、广不复有之矣。
五季日寻干戈，其于军卒，尤先激励，凡军头非有战功，皆号伴饭指挥使。皇朝一统，边境无虞，伴饭者众，乃诏以处有罪者。凡为此职，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改军头伴饭指挥使为散指挥使。然自此人不复以为耻，而激励之权微矣。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陆路发运二使，运江南之粟以赡京师。其后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诏合水路、陆路发运为一路，以王继升掌之，董俨为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
国初，进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钱刊小录、事游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无几，或贫而名次高，至于假丐，熙宁六年三月庚申，诏赐进士乃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一时歆艳，以为盛事。次举熙宁九年三月戊寅，练亨甫奏罢期集钱，止赐钱造小录，及第五百千，诸科二百千，而游燕之费复率钱为之。至元三年三月甲戌，诏复增进士钱百万、酒五百壶为期集费。相仍至今，定为千七百缗。而局中凡所率钱，皆以小录为名，而同年得与燕集者无几。又为职事者，日叨饮食，所得小录、题名纸札装潢皆精致，不费一金。其不与职事者，出钱而所得绝不佳，不沾杯勺，无乃太不均乎
元丰四年二月乙卯，诏东南团练诸军为十三将。盖太祖皇帝初下江南，虑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岁月浸久，与州郡之兵无别故也。淮东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东第四，江东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准备广州应援，福建第十，广东第十一，桂州（今静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廪给特厚，与禁卫比。若江上诸军，乃诸郡兵额，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驻札名之，其廪给与将兵不同，况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三四千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榻，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又著为停榻之令，许客人增百千兴贩，又增作八百千。近岁给降转多，州郡至减价以求售矣。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诏天下长吏详酌公私房钱，与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许蠲放，仍每岁不得过三次。是时天下承平百余年矣，仁宗皇帝凝神穆清，而念虑及于细微，真圣主也。
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皇三年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为限。其简如此。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ロ详定，于太学创八十斋，三十人为额，通计二千四百人，内上舍生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废太学自讼斋，太学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总治两学，辟雍别置司业、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分为百斋，讲堂凡四所。其后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废之，而辟雍之士，太学无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两浙、福建纳士之后，诸州直隶京师，无复藩府。惟河北、河东、陕西以捍御西北二虏，帅臣之权特重，其他诸路，责任监司按察而已。嘉四年五月丁巳，始诏扬、庐、江宁、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军马钤辖，各置禁军驻泊三指挥，越、福二指挥，以威果为额，每指挥四百人，各路兵马都监二员，越、福一员。其后二广经略、京东西路安抚、江东西路安抚，皆因事令守臣兼领，而加以钤辖之名，以至两浙、四川皆以调发之故，后又改钤辖为总管，而四川至今仍旧名。开端于嘉之时，而定制于中兴之后。然帅臣大抵权轻，当缓急之时，罕能成功，承平无事，惟事教阅而已。矧自勤王诸将分为驻札，州郡之额阙不复补，名存实亡。然人存政举，苟择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几缓急有所恃也。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通判举人改官与太守同，自提举常平使者列于监司，诸路顿增员数。熙宁元年十二月，始诒通判不得举人改京官。元丰初，诏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岁以百四十人为额。至元元年四月，罢诸路提举常平，再命通判岁终举改官一人，或县令一人间举。十二月，以改官员多，吏部侍郎孙觉请岁以百人为额，从之。绍圣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见不拘数，则是岁有三百余员也。中兴以来，改官人数绝少，岁不过数十人，虽令选人举官，逐员放散，数亦不增。至绍熙初，号为顿增，亦公三十余员。庆元以后，岁有溢额，盖孤寒路绝，得举官五员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势使然也。
纳粟补官，始以拯饥，后以募民实粟于边。自王安石开边，国用不足，而致粟于边颇艰，应募者寡。元二年八月，诏进纳人许其改官，历四任十考，增举主二员、职司二、常员五。自此人乐于应募。此法虽明，未闻有改秩者，或谓中兴以后，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旧制，监司、太守举京官有定数，县令初不限员数。皇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点刑狱张易举十六人县令，乃诏河北、陕西漕举十二员、宪六员，河东、京东西、淮南漕十员、宪五员，两浙，江东西、福建、湖南北、广东西、益、利、梓路漕、宪各四员，夔路漕四员、宪二员，六路制置发运使、副六员，开封府诸州军各一员。然立法之初，举县令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有举主二人，移注近县令，任满无赃私升幕职，再任知县，再任满引对改京官。则是受举之后，历知县两任六考改官，此天圣七年闰二月甲辰诏书也。至熙宁四年，诏再任知县、县令人，须有安抚、转运、提刑、知州、通判奏举五员，方许再任，内有职司二人者亦听。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间，又以州县增官员，复增举员。中兴以来，一循前例，然亦时有增损。旧制，特迁官者，其理磨勘并自受告日为始，故有垂当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废。熙宁六年八月丙申，诏文武臣僚特迁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实惠，至今仍之。
景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宦，熟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
国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词赋，其解释诸经者，名曰“明经”，不得与进士齿。王安石罢去词赋，惟以经义取士。元元年十一月，立经义、词赋两科，用侍御史刘挚之言也。
国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后世已死伪为之也。真宗时，主客郎中谢泌言：致仕官如清名为众所推，粗有劳效，方可听其纳禄。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诏年七十退者，许致仕，如因疾或历任有赃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诏乞致仕者，审官院具历任有无赃犯检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圣四年，始诏郎中以上致仕，与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诏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录其子为秘书省校书郎，三丞以上为太庙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诏三丞以上致仕，无子，听官嫡孙若弟侄一人，降一等。凡此者，皆以利诱之也。景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陈致仕，依旧敕与一子官，如分司给全俸，违者御史台纠察，特令致仕，更不与子官及全俸，诏榜朝堂。”皇三年二月戊子，又诏文武官年老无子孙，奏期亲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课迁官，有功于国，有惠于民，勿拘。嘉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诏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孙。凡此者，皆以法绳之也。庆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贾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优与改官致仕。诏从之。此以赏劝之也。况法初行，须受命之后陈乞恩泽，病者尚不许，岂容已死伪为。其后又限以受命后身故者，方许陈乞恩泽。后又但以陈乞后身故者放行，而诈伪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书丁忧月日，或与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尝诘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员外致仕恩泽。政和二年，张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听荫补。从之。详考前后诏令，肇端于真宗之朝，而详密于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严，责之甚备。然上劳圣训丁宁，至于六七而不已，亦可见风俗之日趋于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鲜矣。
真宗以朝官注拟于堂，贫者留滞逆旅，无以为资，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门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诏也。院既成，诏升朝官以上到阙，并馆于院中，官给公券，出入则乘马，开封府差兵士随直，惟可至庙堂省部铨曹官听而已，虽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升朝官以上造朝，则先匿于亲戚故旧之家，俟所干置悉备，方敢报ト门放见。盖ト门即日关报朝集院，开封府人马即至，迎入院中，虽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游，从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询问风土，或因而结交，互相推荐，其况味与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二年十月辛亥，诏复增置，以士大夫之来者日多故也。
国初，擢用人才不问资序，有初补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涂之艰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视；又县未历民事，不谙民间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苏易简上言：“初任京官未历州县，不得拟知州、通判。”诏从之。然惟施之常调尔，若人主特除，则又不在此例。吕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员外郎即知庐州，正如易简所论，不以改制而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