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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真德秀传· 脱脱,阿鲁图

真德秀字景元,后来改景元为希元,是建州浦城人。他四岁的时候开始读书,记性及悟性都很好,能做到过目成诵。十五岁的时候失去父亲,由母亲吴氏独力抚养。同郡的杨圭发现真德秀为可塑之才,便在他的学习方面给予极大关怀,杨圭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真德秀。

  庆元五年(1199),真德秀考中进士,被授南剑州判官。不久又试中博学宏词科,从而进入福建帅幕,并被朝廷召为太学正。嘉定元年(1208),真德秀擢升博士。当时,权相韩..胄已被诛杀,皇帝召见了真德秀。真德秀首先说“:权臣韩..胄挑起战争事端,致使南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现在局面有了改观,这是天下人的福气。金朝要增加岁币之数,我朝廷认为应当予以满足;金朝要韩..胄等奸臣的首级,朝廷认为也可奉送;宋金往来的称谓,犒赏金军的金帛数量,包括交还归来的流徙的百姓,都听从金国的,奉之唯谨,这样不是增长了金朝轻侮朝廷的情绪吗?善于谋国的人应该根据敌人的情况来做决策。现在号称改革,却不能采取措施使敌人有所畏服,恐怕敌人就会利用我们给予他们的岁币不断增加国力,并乘我不备发动新的阴谋。这样的话,一旦其挑起争端,而我们又没有应对之策,那就实在寒心了。”真德秀又说:“韩..胄知道自己不受清正之议的好评,知道那些至诚忧国之士指责他好大喜功,所以就竭力排斥忠良,致使正义不伸,正论不闻,正道不行。正心诚意之理学被他诬为虚妄好名的伪学,并受到大肆攻击和禁锢。现在是改弦更张的好时期,朝廷应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

  真德秀在受到皇帝召见后,被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嘉定二年(1209),又升为校书郎,并再次受皇帝召见。他陈述暴风、雨雹、荧惑、蝻蝗之灾变,皆由贪官污吏所导致。不久,真德秀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嘉定三年,真德秀升秘书郎。他向皇帝建议要开公道,阻旁蹊,以抑小人往上爬;选良将,励军士,以扼群盗的兴起之势。嘉定四年,真德秀升为著作佐郎。遭到同列的攻击和诽谤,他处之恬然,不与之计较。宰相打算起用真德秀,遭到言官非议,真德秀也就极力推辞了。真德秀在兼礼部郎官时曾上疏说“:金朝有必亡的趋势,这虽是好事,但也可变为中国之忧。因为金亡后,很容易使我方丧失斗志,形成上恬下嬉的状况。所以真正的忧患不在敌方而在我方,多事之端,恐怕要从此开始了。”嘉定五年,真德秀迁军器少监,升权直。

  嘉定六年,真德秀升任中书舍人,他上奏说:“韩..胄等权奸擅政十四年,朱熹、彭龟年等人尽遭贬逐,吕祖俭、周端朝等因发表不同意见而遭斥责,即便如此,当时仍有大臣不畏权势,据理力争。然而,自从吕祖泰遭贬谪后,且不说大臣不敢再多言,那些台谏之官反而为虎作伥,帮助韩..胄。所以说嘉泰(1201~1204)年间出现的问题较之庆元(1195~1200)年间更严重了。更化之初,群臣都能奋发努力,可是不久,傅伯成以谏官身份发议论而罢官;蔡幼学以词臣身份发议论而罢官;邹应龙、许奕以发议论而罢官,这几个人所发议论皆不出格,但也不能为朝廷所容忍,所以人们开始明哲保身、缄口不言。如果遇有大的安危、大的利害时,群臣也如此漠然,那就太危险了。现在我要对陛下说的无非有三点:即勤访问,广谋议,明黜陟。”当时,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大量征收杂税并且发行“会子”,在这一活动中,兴起了举报之风,许多人都因偷漏税款而得罪,却无人敢报告朝廷。真德秀为此上奏说“:有的一夫坐罪,就牵连没收其兄弟的财产;有的偷漏税款很少,就惩罚性地没收人家百万之财。征收富室之钱,拘扣盐商之船,视财富高低强行分配钱券,以致使人们不得不鬻田卖房来收取钱券,这难道是便民之策吗?”由于真德秀的批评,朝廷不得已将所没收的财产渐次送还原主。

  真德秀兼太常少卿时,又言金朝必亡,认为君臣上下应当更加保持谨慎。真德秀充任金朝贺登位使,在行至盱眙时,听说金朝发生内变而返。并向皇帝禀告说“:我从扬州到楚州,又由楚州到达盱眙,一路上见沃野千里,陂湖相连,老百姓大多坚悍强忍,这是我长江之北最好的屏障,也为我方兵强马壮、不断进取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然而,纵观千里沃野,大量的土地未得到开垦,水利未得到整修,险要地段没有加以控制,丁壮没有加以训练,豪杰武勇没有得到收编,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则只有以长江为屏障。现在应颁布大兴水利、鼓励垦田之政策,并设一专门机构负责督导。如此一来,数年之后,积蓄充实,边民父子都会争先保卫国家,朝廷则乘势以军制加以整编,使之成为保卫国家的精兵悍卒。”

  史弥远欲以高官厚禄拉拢天下之士,真德秀慨然对刘飊说:“我辈应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让朝廷知道世间也有不肯受人愚弄之人。”遂力请离朝,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山东盗贼兴起,朝廷仍与金朝保持使臣往来。真德秀上奏说“: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苟安之谋不可依,阿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宁宗说:“你有能力,到江东后可为朕理财,以资边防费用。”

  江东发生旱灾和蝗灾,尤以广德、太平两地最为严重。真德秀到任后,与留守、宪司等密切配合,大讲荒政,他自己还专门负责广德和太平的救灾工作。他到广德后,与太守魏岘商议,决定开仓济民,并让教授林庠具体组织赈给,将一切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才离开广德。临行时,当地百姓数千人一直将他送到郊外,有人还指着道旁林立的坟冢哭泣说“:这里埋葬的都是以往的饿死者,如果没有真德秀公,我们的命运将会与死者一样。”真德秀还毁掉了太平州私创的盘剥老百姓的大斛。

  新徽州太守林琰贪赃枉法,无廉洁之名,宁国太守张忠恕瞒匿赈济之粮,都受到真德秀的弹劾,后来由李道传替代林琰而摄管徽州。起初,都司胡木规、薛拯时常讥诮真德秀迂腐,料定德秀做事必碰壁,及至真德秀有政绩政誉时,胡、薛则认为旱情本来不严重,因监司邀功好名,致使赈济太过,他们还唆使太守魏岘弹劾林庠,借以攻击、摇撼真德秀。真德秀上奏章说明事实真相,得到朝廷理解,魏岘受到处罚,降祠官,林庠授干官,李道传也很快奉诏回朝廷工作。

  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当时许多外国船只因惧怕征收苛捐杂税,而不愿到泉州从事贸易活动,每年到港船只仅有三、四艘而已。真德秀到任后,实行宽税政策,使外来船只骤增至三十六艘。收租讲求公平,诉讼依照法律,因而赢得人心。泉州有许多豪右之家仗势凌人,真德秀对此状况毫不客气地加以绳正。海贼作乱于泉州沿海,一度逼近泉州城,官军被打败。真德秀临危不惧,他一方面祭悼阵亡将士,一方面亲自拟定战略战术,终于将海贼擒获。他还亲自赴沿海巡查、审视地形,增强要塞地段的防备,以备不测。

  嘉定十二年(1219),真德秀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在任职期间,他既注意营造宽松之氛围,又注意展现法纪之威严,并特别留意于军政,他曾打算调鄂州之军屯驻武昌,流通广盐到赣州和南安,从而消除汀、赣盐寇的生存根基。真德秀的这个计划因要服母丧而没有得到实施。第二年,蕲州、黄州失守,盗贼起于南安,官军花了数年时间才将其镇压。人们因此而佩服真德秀有先见之明。

  嘉定十五年(1222),真德秀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他以“廉、仁、公、勤”四个字约束和激励部下,以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木式之学识与风范来勉励僚属。他还为百姓罢除榷酤,解除斛面米,申免和籴。老百姓如遇生活困苦,真德秀便极力设法赈济,并设立了五万石的惠民仓,以做救急之用。他还准备谷米九万五千石,分十二县置社仓,以救济那些处于偏远乡落的百姓。另外,真德秀还设立了慈幼仓和义田,其惠政之举可以说不胜枚举。真德秀为了搞好军队训练,主动捐献回易之利及官田之租。对营中的生病者、死未葬者、怀孕者、嫁娶者,也都适当给以优抚和帮助。朝廷听从寿昌朱橐的建议,将飞虎军调守寿昌,真德秀据理力争,阻止这次调动。江华县之贼苏师率众入辖境杀劫,真德秀令广西之军和湖南之军合力讨伐成功。司马遵领兵驻守武冈,因其专横引起军队哗变,真德秀弹劾司马遵,并且诛灭了乱军。

  理宗即位后,真德秀被召为中书舍人,不久,真德秀擢升礼部侍郎、直学士院。他在受皇帝召见时说:“三纲五常,是支撑宇宙的栋梁,是安定生民的柱石。晋朝废三纲五常而引起刘、石之变,唐朝废三纲五常而引出安史之乱,我朝立国,当先正名分,维护三纲五常,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致使流言蜚语四处流传,这对陛下的损害是很大的。較川之变,并非济王蓄意所为,因前有避匿之迹象,后有讨捕之阴谋,事情原委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希望陛下效仿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之故事,济王没有子嗣,还望陛下兴灭继绝。”皇帝说“:朝廷对待济王可谓至诚尽心了。”真德秀说“:如果陛下认为济王之事处理得很完善,我是不敢苟同的。如果对比一下舜帝处象的故事,我则认为陛下远不如舜聪明,陛下应当以二帝、三王为师。”皇帝说“:此事处置确实仓促了。”真德秀说:“此事已成为过去,只愿陛下知道有此过失,吸取教训,更加正心诚意,讲学重德,”真德秀接着说:“較川之狱,未闻公断于朝,淮、蜀之边防亦出于公论所期之外。天下之大事,决非一家之私事,为什么不顺应民心,与国人共议大事呢?”真德秀还说:“乾道、淳熙年间,在朝之臣概以接收馈赠为耻,地方官吏也以接收贿赂为羞,然而,现在贿赂之风公行,且相互熏染,恬不知怪。”

  真德秀又上疏说:“朝廷之上,敏锐之士多于老成,傅伯成、杨简因老成持重而受褒奖,柴中行因潜心儒学也受到奖掖,赵蕃、刘宰因淡于名利而受到重用,但是,像陈宓、徐侨这些忠亮敢言之士却未蒙录用。”皇帝询问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是廉吏,真德秀以知袁州赵艭夫为例做了回答,皇帝遂亲自提升赵艭夫直秘阁为监司。真德秀致书皇帝表示谢意,并说崔与之治理川蜀、杨长儒统辖福建,都有廉洁之名声,希望皇帝对他们加以重用。

  皇帝初住清暑殿时,真德秀为其讲解经传史鉴,并且进言:“清暑殿乃高、孝二祖修身养心之地,仰观楹桷,仿佛二祖还临驾于上。陛下所居之御靠近东朝,并未深得人主之奉。现在宫..之议渐渐具备,如果以一心而受众人攻击,难免会产生浸淫和蠹蚀之人,只有勤学可以明净此心,只有恭敬虔诚可以寄存此心,只有亲和君子可以维持此心。”真德秀为此极力陈说古之居丧之德和先帝视朝之勤勉。

  宁宗驾崩周年之际,皇帝下诏文武百官可除孝服,真德秀争辩说:“自从汉文帝轻率变更古礼后,只有孝宗穿丧服三年,朝衣朝冠均以大布做成,可惜孝宗并没有在当时给群臣定下执丧之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万古遗憾。孝宗驾崩后,当时朝廷听从罗点的建议,诏令群臣易月之后,不脱丧服,如遇朝会治事等活动则穿黑带公服,这种状况要一直持续到帝王驾崩后两周年祭日为止。韩..胄擅权后,始规定在帝王驾崩周年日可除丧服。况且腰带不用金,鞋靴不用红色,佩带不用鱼符,鞍轿不用文绣,这对于群臣又有什么影响呢?”真德秀的建议被采纳。

  真德秀屡进耿直之言,皇帝皆虚心采纳,但权臣史弥远则更惧怕和嫉妒他,因而总想找机会整整他,由于害怕舆论谴责,史弥远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后来给事中王..、盛章受其指使攻击真德秀所主济王赠典,接着殿中侍御史莫泽也弹劾真德秀,真德秀遂以焕章阁待制提举玉隆宫,谏议大夫朱端常再一次弹劾真德秀,致使真德秀落职罢祠。后来,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真德秀,准备将真德秀置之于死地。幸亏皇帝说了句“仲尼不为已甚”,才制止了这种迫害行动。

  真德秀离朝归家后,修撰了《读书记》。他对门徒说:“这本书为人君治政的入门书,如果我被起用,我将携此前往。”汀州之寇盗兴起后,真德秀向常平使者史弥忠推荐有文武之才的陈韦华,朝廷遂起用陈韦华将寇盗讨平。绍定四年(1231),真德秀改职与祠。

  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进徽猷阁知泉州。他到任之时,欢迎的人群塞满了道路,就连偏僻乡村的百岁老人亦拄着拐杖赶来了,泉州城因此欢声动地。在这之前,泉州之诸小城曾预借二税达六、七角,真德秀赴任后,禁止向市民搞预借活动。有些市民几个月交不起一文钱,州郡财计亦为之窘迫。有些官吏认为不能对百姓太宽恤。真德秀则认为百姓太困苦,宁愿自己去分担他们的忧愁。

  建炎初年,朝廷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州,当时信徒只有三百来号人,由漕司及本州提供费用,朝廷每年亦资助度牒。但时过境迁,原来的三百人现已增至二千三百余人,而费用不复给,真德秀陈请于朝廷,皇上因之下诏给度牒于百道。

  史弥远死后,理宗始亲政。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他在任期间,训戒下属不得滥用刑法,不得横征暴敛,不得徇私舞弊,不得罢行欺市。他说:“物同则作同,怎可有公私之别呢?”当时,闽县的里正因横征暴敛而被革职,属县的老百姓苦于贵籴,真德秀则公平地以常平仓之粮赈济之。福州沿海寇盗横行,真德秀一一将其擒获讨平。不久,真德秀听说金朝灭亡后,京、湖许多将帅摩拳擦掌,上表请收复失地,江、淮前线也有进取潼关、黄河的议论。真德秀深以为忧,他为此上疏说:“调江、淮之军去守那些无用的空城,运江、淮之粮去治那些不能耕作的废壤,不仅达不到富庶之目的,反而会招来许多根本之弊端,愿陛下对此慎之又慎,切不可轻率行事。”

  真德秀被召为户部尚书,在入见皇帝时,皇帝亲自出来迎接,并且对真德秀说“:你离开朝廷十年,朕时常牵挂于你。”真德秀向皇帝进呈自己所著的《大学衍义》,并且陈述祈天永命之说,他认为“:敬者乃道德的一种凝聚。仪狄的美酒,南威的女色,郊游射猎的娱乐,禽兽狗马的珍玩,有一样沾染上了,都足以害敬害德。”皇帝欣然嘉纳,真德秀因此改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他对时政多有论建。过一年,真德秀知贡举,身体也在此时得了病,皇帝拜他为参知政事,同编修敕令和《经武要略》,真德秀三乞祠禄,皇帝不得已,进真德秀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真德秀推辞不就。此时,他的病情愈来愈严重,但其穿戴起坐直至去世都表现得神清气爽,有条不紊。皇帝听到真德秀辞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并停止视朝,以示哀悼,赠真德秀为银青光禄大夫。

  真德秀身材颀长,面额宽广,容貌如玉,见到过他的人都期望他能官至公辅,真德秀在朝廷做官不满十年,所上奏疏不下数十万言,其言论多切中时弊,因此,其正直的名声震动朝廷,四方人士皆争相传诵其文章,并希望目睹其风采。真德秀任官所至,都能够做到施惠政于民,实现他的主张和诺言,因而也就更加得到朝野称道。当时都城之人经常奔涌出门,因为他们听到传闻说真德秀到来了。真德秀到达后,人们更是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可谓不顾一切地来观睹真德秀,权臣史弥远因而就特别忌恨他。但是,史弥远越是排挤真德秀,真德秀的名声反而越大。史弥远死后,真德秀归朝任事,又逢史弥远之爪牙郑清之轻率挑起战事,致使兵民死者无数,国家元气亦因此大伤。本来,在这种世道升降治乱之时,给真德秀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可惜,此时的真德秀已年迈体衰,力不从心了。杜范力言郑清之误国,认为其贪婪狡诈较史弥远更为严重。真德秀则认为“:追根溯源,还是史弥远擅权所造成的恶果,这与扁鹊继庸医之后,一药之误,便代为庸医受责是一样的道理。”真德秀之议论与杜范看法之不同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自从韩..胄将道学诬为伪学,且大肆排挤打击道学家之后,凡近世大儒之书,皆遭禁绝。真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研究讲习而付诸实行。党禁解除后,道学所以能明于天下和后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真德秀的努力。

  真德秀著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去世后,皇帝念其功德,赐其谥号“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