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涑水记闻》卷十五宋 · 司马光
元丰三年，开封府界提点陈向建议，令民赀及三千缗者养战马一匹，民甚苦之。薛师正时为枢密副使，初无异议，及事已施行，向诣枢密院白事，师正欲压众议，折难甚苦。向怒，以告谏官舒，劾奏师正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陈而背诽以盗名。由是罢为正议大夫、知颍州。谏官又言其罢黜之后，不杜门省愆念咎，而宾客集其门日以百数，对客有怨愤语，改知随州。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纠弹，落职知河阳。
富公为人温良宽厚，泛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识深远，过人远甚，而事无巨细，皆反复熟虑，必万全无失然后行之。
宰相，自唐以来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客坐稍久，则吏从傍唱“相公尊重”，客起退。及公为相，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抗礼，引坐，语从容，送之及门，视其上马，乃还。自是群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
自致仕归西都，十余年，常深居不出。晚年，宾客请见者亦多谢以疾。所亲问其故，公曰：“凡待人，无贵贱贤愚，礼貌当如一。吾累世居洛，亲旧盖以千百数，若有见有不见，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见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无怨也。尝欲之老子祠，乘小轿过天津桥，会府中徙市于桥侧，市人喜公之出，随而观之，至于安门，市为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违世，士大夫无远近、识与不识，相见则以言，不相见则以书，更相吊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呜呼！苟非事君尽忠，爱民尽仁，推恻怛至诚之心，充于内而见于外，能如是乎？
初，选人李公义建言，请为铁龙爪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沉之水底，系ㄌ，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黄怀信以为铁爪太轻，不能沉，更请造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ㄌ，两端丁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之。事下大名安抚司，安抚司命金堤司管勾官范子渊与通判、知县共试验之，皆言不可用。会子渊官满入京师，王介甫问子渊：“浚川铁杷、龙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渊因变言：“此诚善法，但当时同官议不合耳。”介甫大喜，即除子渊都水外监丞，置浚川司，使行其法，听辟指使二十人，给公使库钱。子渊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疏浚，各置历，书其课曰：“某日于某埽浚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实水深则杷不能及底，虚曳去来；水浅则齿碍泥沙，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所书之课，皆妄撰，不可考验也。会都水监丞程建议于大名河曲开直河，既成，子渊属称直河浅，牒浚川司使用杷浚之，庶几附以为功，从之。既而奉上状，、子渊及督役指使各迁一官。
先是，大名府河每岁夏水涨，则自许家港溢出，及秋水落，还复故道，皆在大堤之内。熙宁八年，子渊复欲求功，乃令指使讽诸埽申大名府云：“今岁河七分入许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势遂移，乞牒浚川司用杷疏浚故道。”府司从之。是岁旱，港水所浸田不过万顷，子渊用杷不及一月而罢。九年，子渊上言：“去岁大河几移，赖浚川杷得复故道，出民田数万顷。其督役官吏，更乞酬奖。”事下都水监，监司保奏，称子渊等有奇功，乞加优奖。是时，天下皆言浚川铁杷、龙爪如儿戏，适足以资谈笑，王介甫亦颇闻之，故不信都水监之言，更下河北转运、安抚司，令保奏。会介甫罢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杷可浚，秋涸固其常理，虽河滨甚愚之人，皆知浚川杷无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明，共为欺罔。”奏上，上不悦，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转运司共按视浚川利害。
本乃与都水监主簿陈甫、河北转运使陈知俭共按问，诸埽言：“八年，故河道水减三尺，杷未至间已增二尺，杷至又增一尺，又从此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复，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实非杷所致。”子渊在京师，先闻之，遽上殿言：“熊本、陈知俭、陈甫意谓王安石出，文彦博必将入相，附会其意，以浚川杷为不便。臣闻本奉使按事，乃诣彦博纳拜，从彦博饮食，甫、知俭皆预焉，及屏人私语，今所奏必不公。且观彦博之意，非止言浚川杷而已。陛下一听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坏矣。”上以为然。于是知杂御史蔡确上言：“熊本奉使不谨，议论不公，乞更委官详定浚川是非。”
十年，诏命确与知检院黄履详定，有是非者取勘闻奏。确于是置狱，逮系证佐二百余人，狱逾半年不决。上又命入内供奉官冯宗道试浚川杷于汴水，宗道辞以疾；上令俟宗道疾愈必往试之，宗道乃请与子渊偕往。每料测量，有深于旧者，有为泥沙所淤更浅于旧者，有不增不减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具实奏闻，上意稍寤，治狱微缓。会荥泽河堤将溃，诏判都水监俞充往治之，充奏河危将决，赖用浚川杷疏导得免，具图以闻。上嘉之，于是治狱益急。时郊赦将近，诏浚川事不以赦原。狱具，子渊坐上言诈不实，熊本、陈甫坐赴食违制，陈知俭坐报制院不实。元丰元年正月辛未，敕：熊本落知制诰，夺一官，以屯田员外郎分司，范子渊、陈甫夺一官，职任如故；陈知俭夺一官，充替。
前判都水监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尝召立之问曰：“有建议欲决白马河堤以淤东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对曰：“此策虽善，但恐河决，所伤至多。昔天圣初，河决白马东南，泛滥十余州，与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横贯韦城，断北使往还之路，无乃不可。”介甫沉吟良久，曰：“听使一淤亦何伤，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贤校理刘贡父好滑稽，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介甫倾首沉思，曰：“然。安得处所贮许多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谓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凤翔民献策云：“陕州南有涧水，西流入河，若疏导使深，又凿硖石山使通谷水，因导大河东流入谷水，自谷入洛，至巩复会于河，以通漕运，可以免砥柱之险。”介甫以为然，敕下京西、陕西转运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户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则恐忤朝廷获罪；欲言便，又恐为人笑，乃申牒言：“今至谷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渑池县境，导之入谷水，委实利便可行。”盖出渑池县境则硖石大山，属陕西路故也。陕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来，汴口每岁随河势向背改易，不常其处，于春首发数州夫治之。应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处，可岁岁常用，何必屡易，公私劳费？盖汴口官吏欲岁兴夫役以为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百岭下，最当河流之冲，水必不至乏绝，自今请常用之，勿复更易。或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则开诸斗门以泄之。”介甫善其议而从之，擢舜臣权三司判官。
后数岁，介甫出知江宁，会汴水大涨，京师忧惧，朝廷命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往视之。昌言白政府，请塞訾家口，独留辅渠。韩子华、吕吉甫皆许之。时监丞侯叔献适在外，不预议。昌言至汴口，牒问提举汴口官王充等二口水势，充等报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从之。叔献素与昌言不协，及介甫再入相，叔献谮昌言附会韩、吕，塞訾家口，故变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惧，求出，得知陕州。会熙宁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绝，叔献屡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献开之。水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充各降一官，昌言仍徙知丹州，都水监众官各以赎论。叔献以功迁员外郎，判监李立之仍出知陕州，以叔献代之。立之未离京师，河背訾家口，汴水复绝，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献开之，亦不罪叔献也。
元丰元年春，塞曹村决河，诏发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云“欲凿故道以导之，不行则决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之。”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阁待制韩缜、都水监丞刘会、河北运判汪辅之掌之。
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盐；河东食土盐；自余皆食海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鹤开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运解盐卖之，其益、利井盐俟官无解盐即听自卖。九年，有殿中丞张景温建议，请榷河中、陕、解、同、华五州，官自卖盐，增重其价；民不肯买，乃课民日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听人告讦，重给赏钱，以犯人家财充；买官盐食之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折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才直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乃召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其事，公弼极陈其不便。有旨令与三司议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温法可行，今不可改，不敢尽言其非。虽不能夺公弼，而更为别札称，据景温申，官卖盐岁获利二十余万缗，今通商则失此利。再取旨，上复令与公弼议之。公弼条陈实无此利。于是罢开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卖盐，独曹、濮等数州行景温之法。
吴冲卿、蔡子正等为枢密副使，上言请废河南北监牧司，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不可。元厚之为翰林学士，与曾孝宽受诏详定。厚之计其吏兵之禄，及牧田可耕种，所以奏称：“两监岁费五十六万缗，所息之马用三万缗可买。”诏尽废天下马监，止留沙苑一监，选其马可充军马用者，悉送沙苑监；其次给传置；其次斥卖之。牧田听民租佃。仍令转运司输每岁所省五十三万缗于市易务。马既给诸军，则当给刍粟及亻兼衣粮，所费甚广。诸监马送沙苑者止四千余匹，在道羸瘠死者殆半。国马尽于此矣。时熙宁八年冬也。
熙宁初，余罢中丞，复归翰林，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云：“戒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后。”其词孟浪，高自称誉，大率如此。又献《役法大要》，以谓：“民苦重役，不苦重税。但闻有因役破产者，不闻因税破产也。请增天下田税钱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轻为三等，上等月给钱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为差。计雇役犹有羡余，可助经费。明公傥为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实矣。”余试举一事难之曰：“衙前为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败失者或破万金之产，彼肯顾千五百钱、两斛之谷，来应募邪？”戒不能对。余因谢遣之，曰：“仆已去言职，君宜诣当官者献之。”
居无何，复来投书，曰：“三皇不圣，五帝不圣，自生民以来，唯孔子为圣人耳。孔子没，孟轲以降盖不足言，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余骇惧，遽还其书，曰：“足下何得为此语？”固请留书，余曰：“若留君书，是当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
时韩子华知成都，戒亦尝以此策献之，子华大以为然。及入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与同列共笑且难之，子华意沮，乃止。及介甫为相，同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为善，雇役之议自此起。时李戒已得心疾，罢举归成都矣。
介甫之再入相也，张愕建言：“往者衙前经历重难，皆得场务酬奖，享利过厚。其人见存者，请依新法据分数应给缗钱数外，余利追理入官，谓之‘打抹’。专委诸州长吏检括，如有不尽，以违制罪之，不以赦降、去官原免。”于是诸州竞为刻剥，或数十年前尝经酬奖，今已解役，家赀贫破，所应输钱有及二三千缗者，往往不能偿而自杀。
介甫申明按问欲法之法，曰：“虽经拷掠，终是本人自道，皆应减二等。”由是劫贼盗无死者。
先朝以来，夔州路减省赋，上供无额，官不榷酒，不禁茶盐，务以安远人为意。
熙宁八年五月，内批：“张方平枢密使。”介甫即欲行文书，吉甫留之，曰：“当俟晚集更议之。”因私于介甫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明日再进呈，遂格不行。
三司使章尝登对，上誉张安道之美，问识否，退，以告吉甫。明旦，吉甫与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语，且曰：“行当大用矣。”安道缩鼻而已。其暮，安道方与客坐，呵引及门入谒，安道使谢曰：“素不相识，不敢相见。”惭怍而退。故蔡承禧弹云：“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为此也。由是上恶，介甫恶安道，未几皆出。
介甫初参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与上言：“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辟光扬言：“王参政、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者。”惠卿惧，以告介甫。上欲窜辟光于岭南，介甫力营救，止降监当而已。吕献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闻于上，献可坐罢中丞、知邓州。苏子容当制，曾鲁公召谕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当是时介甫犹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词云：“党小人交构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士大夫颇以子容制词为非，子容以鲁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也。子容深悔之，尝谓人曰：“介甫虽黜逐我，我怨之不若曾公之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