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第一百二十一章 卷一二○·濮议卷一明 · 范景文

〈濮议序已载本集卷六十五，今存目删文。〉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庆于天下，群臣并进爵秩，恩泽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奏状具别卷。〉有旨宜俟服除，其议遂格。〈音阁。〉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释服，乃下其奏两制，杂学士、待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等议濮安懿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而已。〈其议状具别卷。〉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则当曰：“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其册则当曰：“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审制册称为何亲，及名与不名。乃再下其议，而?等请称皇伯而不名。〈其议状具别卷。〉中书据《仪礼。丧服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据开元、开宝《礼》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是所生、所后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又历检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不幸多当衰乱之世，不可以为法。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称其父为皇考。而皇伯之称既非典礼，出于无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光武故事，并录皇伯之议，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未及集议，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中书具对所以然，〈其札子具别卷。〉而上见皇太后手书，惊骇，遽降手诏罢议，而追崇之礼亦寝。后数日，礼官范镇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其奏留中，已而台官亦各有论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决意罢议，故凡言者一切留中。

　　上圣性聪睿英果，烛理至明，待遇臣下，礼极谦恭，然而不为姑息。台官所论濮园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寝而不行，台官由此积忿，出怨言，并怒中书不为施行。中书亦尝奏云：“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谓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为拒谏之主。乞略与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当即尽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难行，岂当应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岂不害事邪？”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请。上仍问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韩琦已下相顾曰：“实无之。”因曰：“如此则未有。”是时杂端御史数人皆新被擢用，锐于进取，务求速誉，见事辄言，不复更思职分，故事多乖缪，不可施行。是时京师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无数，而军营尤甚。上以军士暴露，圣心焦劳，而两府之臣相与忧畏，夙夜劳心竭虑，部分处置，各有条目矣。是时范纯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听所言何事。而第一札子催修营房，责中书何不速了，因请每一营差监官一员。中书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如纯仁所请，当差监官五百二十员，每员当直兵士四人，是于国家仓卒多事阙人之际，虚破役兵二千人当直，五百员监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兴修未得。其狂率疏缪如此。故于中书聚议时，臣修不觉笑之，而台中亦自觉其非。后数日，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不可施行，多类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曰：“近日台官言事，中书尽批进呈讫，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此语甚著，朝士相传以为戏笑，而台官益怏怏惭愤，遂为决去就之计，以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

　　是时人主圣德恭俭，举动无差失，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决去就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然是时手诏既已罢议，皇伯、皇考之说俱未有适从，其他追崇礼数又未尝议及，朝廷于濮议未有过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议而已。中书以谓前世议礼连年不决者甚多，此事体大，况人主谦抑，已罢不议，有何过举可以论列？于是置而不问。台官群至中书，扬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无使他人作奇货。”上亦已决意罢议，故言者虽多，一切不听。由是台官愈益愧耻，既势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无所忌惮而肆为诬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为首议之人，恣其丑诋。初，两制以朝廷不用其议，意已有不平，及台宪有言，遂翕然相与为表里。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识礼义者，不知圣人重绝人嗣，凡无子者明许立后，是大公之道，但习见闾阎俚俗养过房子及异姓乞养义男之类，畏人知者，皆讳其所生父母，以为当然，遂以皇伯之议为是。台官既挟两制之助，而外论又如此，因以言惑众云：“朝廷背弃仁宗恩德，崇奖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语云：“待将濮王入太庙，换了仁宗木主。”中外汹汹，莫可晓谕。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议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尝有议请称亲，议未及上，而台官交章弹之。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久之，中书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礼数行之，以息群论，乃略草一事目进呈，乞依此降诏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亲也，群臣咸请封崇，而子无爵父之义，宜令中书门下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岁时奉祠，其礼止于如此而已。”乃是岁九月也。〈忘其日矣。〉上览之，略无难色，曰：“只如此极好，然须白过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时渐近南郊，朝廷事多，台议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书亦更不议。及郊?既罢，明年正月台议复作，中书再将前所草事目进呈，乞降诏。上曰：“待三两日间白过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简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书，云“濮王许皇帝称亲”，又云“濮王宜称皇，三夫人宜称后”，与中书所进诏草中事绝异，而称皇、称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谕。从初中书进呈诏草时，但乞上直降诏施行，初无一语及慈寿宫，而上但云欲白过太后然后施行，亦不云请太后降手书。此数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书本意。是日韩琦以祠祭致斋，惟曾公亮、赵概与臣修在垂拱殿门阁子内，相顾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因请就致斋处召韩琦同取旨。少顷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见，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书三事，其称亲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乞陛下辞免。别降手诏止称亲，而却以臣等前日进呈诏草以茔为园、因园立庙、令王子孙奉祠等事，便载于手诏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诏施行。〈手诏具别卷。

　　初，中外之人为台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夺仁宗正统，故人情汹汹，及见手诏，所行礼数止于如此，皆以为朝廷处置合宜，遂更无异论。惟建皇伯之议者犹以称亲为不然，而吕诲等已纳告敕，杜门不出，其势亦难中止，遂专指称亲为非，益肆其诬罔，言韩琦交结中官苏利涉、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致降手书，又专指臣修为首议之人，乞行诛戮，以谢祖宗。其奏章正本进入，副本便与进奏官，令传布。诲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对见，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数谕中书云：“诲等遇人主，无复君臣之礼。”然上圣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犹数遣中使还其告敕，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盖濮园之议自中书始初建请，以至称亲立庙，上未尝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虚怀恭己，一付大臣与有司，而惟典礼是从尔。其不称皇伯，欲称皇考，自是中书执议，上亦无所偏执。及诲等累论，久而不决者，盖以上性严重，不可轻回，谓已降手诏罢议，故称伯、称考一切置而不议尔，非意有所偏执也。上尝谕韩琦等云：“昔汉宣帝即位八年，始议追尊皇考。昨中书所议，何太速也！”以此见上意慎礼，不敢轻议耳，岂欲过当追崇也？至于中书，惟称号不敢用皇伯无稽之说，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礼数，皆未尝议及者，盖皇伯、皇考称呼犹未决而遽罢议，故未暇及追崇之礼也。其后所议，止于即园立庙而已。如诲等广引哀、桓之事为厚诬者，皆未尝议及也。初，诲等既决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赵瞻者在数人中尤为庸下，殊不识事体，遂扬言于人云：“昨来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夸，有得色。而吕诲亦谓人曰：“向若朝廷于台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辈遮羞，亦不至决去。”由是言之，朝廷于濮议岂有过举，逐台官岂是上本意，而诲等决去，岂专为濮议邪？士大夫但见诲等所诬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诲等用心者，但谓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争为之誉。果如诲等所料，诲等既果以此得虚名，而荐诲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扬君之恶而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呜呼，使诲等心迹不露而诬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谕于后世，臣等之罪也，故直书其实，以备史官之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