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汉记校注》第二十六章 附 錄东汉 · 吴树平校注
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光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
蔡邕別傳（范曄後漢書蔡邕傳李賢注引）：
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已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群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二十二：
東觀漢記十卷。
陳氏曰：「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蔡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唐藝文志著錄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及景丹、蓋延八人列傳而已，其卷第凡十，而闕第七、八二卷，未知果當時之遺否也。」
羅鄂州序曰：「願聞之上蔡任●文源曰：「●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祕閣本讎校，刪著為八篇。洎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粗為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按顯宗命班固為蘭臺令史，遷為郎，撰光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永寧元年，太后又詔劉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今此記所存，皆建武事，豈固及珍、騊駼所述邪﹖其文間類前漢書，又傳後所題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劉之所為分也。然固與珍傳不載成書卷目，隋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卷同，劉知幾所有僅百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於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纔此耳，豈不惜哉！然後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崧、劉義慶、蕭子顯凡九家，唯華嶠專述漢記，逮范曄總載諸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為主，後之欲考漢記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言既然，願以為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見聞，而袁、范出魏、晉後，以世揆之，不得為此。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共存錄，因刻板於江夏郡，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時字，不欲輒改。」
姚之駰後漢書補逸東觀漢記序：
東觀，後漢藏圖書之所也。學者號稱道家蓬萊，其清華為最，故馬融、竇章、蔡邕輩皆於此乎校書。崔子玉東觀箴曰：「洋洋東觀，古之史官。左書君事，右記其言。」蓋無論君舉必書，即禮制災祥，以暨名臣言行，罔不畢載。自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百一十四篇，號曰漢記，此後漢史之權輿也。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為東觀漢記，而東觀之書於是乎成焉。今茲所傳，半為蔚宗所採入。顧蔚宗頗多闕略及互異者，大約世祖、顯宗兩朝事跡為煩。光和以後，本無記也。典午時以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記為三史，隋、唐以後乃漸遺逸。然披其枝葉，尋厥根荄，東觀記，其後漢諸書之鼻祖乎！爰捃拾群籍，裒為八卷，雖殘缺失序，聊以見大凡云。
四庫全書總目東觀漢記提要：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案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考之范書，珍未嘗為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史通又云：「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與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是而史體粗備，乃肇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有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註紀。」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並在東觀補續漢記。又劉昭補註司馬書引袁崧書云：「劉洪與蔡邕共述律歷紀。」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為志。」又引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章懷太子范書註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其稱東觀者，後漢書註引雒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范書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舊唐書志則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蓋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訖靈帝，今考列傳之文，間紀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為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集諸儒註范書，盛行於代，此書遂微。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邵博聞見後錄並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始以祕閣本讎校，羅願為序行之，刻版於江夏。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於書目所載也。自元以來，此書已佚，永樂大典於鄧、吳、賈、耿諸韻中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駰撰後漢書補逸，曾蒐集遺文，析為八卷。然所採衹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註、後漢書註、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挂漏殊多。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考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刻版，傳寫多訛，姚本隨文鈔錄，謬戾百出。且漢記目錄雖佚，而紀、表、志、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概尚一一可尋。姚本不加考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今悉加釐正，分為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第無可考者，別為佚文一卷，而以漢紀與范書異同附錄於末，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斕，罔非瑰寶。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群祀，杜林之議郊祀，東平王蒼之議廟舞，並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他如張順預起義之謀，王常贊昆陽之策，楊政之嚴正，趙勤之潔清，亦復概從闕如，殊為疏略，惟賴茲殘笈，讀史者尚有所稽，則其有資考證，良非淺鮮，尤不可不亟為表章矣。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別史類：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案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今考之范書，珍未嘗為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
嘉錫案：嘗考隋書經籍志著錄之例，其所注撰人，大率沿用舊本，題其著書時之官，故有一人所著書而前後署銜不同者。此書既題長水校尉劉珍等撰，必其在東觀作漢記之時，正居是官耳。考范曄書文苑傳云：「劉珍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案漢制，謁者僕射，僅比千石，五校尉則皆比二千石。其位次之序，首屯騎，次越騎，次步兵，次長水，次射聲。見續漢書百官志。前漢有八校尉，後漢省并其三。劉珍蓋以謁者僕射入東觀校書，遂受詔撰漢記，旋遷長水校尉。書成之後，始轉為越騎耳。本傳不言長水之遷者，以其居此官不久，略之也。此當據隋志以補范書，不當執范書以疑隋志。提要謂珍未嘗為長水校尉，不免刻舟求劍矣。至於此書始創於班固，而隋志獨以珍等居首者，蓋亦有說。班固傳云：「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史通古今正史篇則謂明帝詔固等作之。余嘗推究其事，蓋明帝見固所作漢書而奇之，知其有著作之才，因思先帝之功業，不可無紀述，遂詔固與陳宗等作為本紀。又因以及諸功臣，與所平服之群雄，以彰世祖之威德。東平王蒼傳云：「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以固等所撰而謂之自作，或者帝慎重其事，亦嘗有所點定於其間。可見帝之所留意，獨在於本紀，其列傳自二十八篇之外，皆不復作。雖有草創之功，猶未足為建武一朝之完史也。且其著作之地在蘭臺及仁壽闥，見馬嚴傳。不在東觀。其書或稱漢史，北海靖王興傳。或稱建武注記，馬嚴傳。尚未定名為漢記。後來雖編入劉珍等所作書中，此猶班固於太初以前全同太史，未聞有於漢書之下追題馬遷之名者，何獨怪東觀漢記之不題班固耶﹖及夫劉珍等之奉詔著書也，其地已移於東觀，其書有紀，有表，有名臣、節士、案范書北海靖王傳云：「平望侯毅與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疑史通所謂節士，即列士也。儒林、外戚諸傳，至是始具國史之形。蓋鄧太后意嫌班固所作并建武一代事蹟亦未全，其命珍等作漢記，實責以整齊舊聞。故珍等撰成上進時，自當并固等所作苞入其中，珍等亦必有所刪潤，非直錄之而已。李尤傳云：「召詣東觀。安帝時為諫大夫，受詔與劉珍俱撰漢記。」漢記之名蓋始於此。吳志韋曜傳載華覈上疏救曜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隋志正史類小序亦云：「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陳宗等共成光武帝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案劉陶，後漢書有傳，不言其入東觀，此當是劉騊駼之誤。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其言明白如此。然則著述東觀，實自珍等始。漢記之稱劉珍等撰，蓋漢人舊本所題如此，故自三國至唐，相承無異詞。提要乃謂不可以珍等為首，詎當改漢人之舊題，以未入東觀之班固為首耶﹖且提要此篇所舉漢記撰人姓名，僅以史通正史篇為主，并後漢書及史通他篇亦檢閱未周，故不能完備。范書北海靖王興傳齊武王縯子，附縯傳後。云：「興子復為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案賈逵曾與修漢史，僅見於此。而張澍養素堂集卷二十書東觀漢記後乃曰：「和帝永和時中郎將賈逵，與諫議大夫李尤共撰，安帝永寧時，賈逵又與尚書令劉陶、謁者僕射劉珍、平望侯劉毅共撰。」不知所據何書，俟更詳考。馬嚴傳援兄子云：「有詔留嚴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本書卷十馬嚴傳略同，亦見御覽卷一百八十四引東觀漢記。史通覈才篇亦引傳玄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案杜撫在儒林傳內，不言曾與班固共定注記。其文曾不足觀。」是與班固等共成紀傳者，尚有劉復、賈逵、馬嚴、杜撫四人也。北海靖王興傳又云：「復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按劉毅，文苑傳有傳，不言入東觀撰漢記。史通史官建置篇云：「按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惟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考范書文苑傳不言逸曾著作東觀，但云「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而已。知幾所謂舊史，蓋指謝承、司馬彪等書言之，然則與劉珍等俱撰漢記者，又有劉毅、王逸二人。逸事雖不甚著，而華覈及隋志固以珍、毅並舉，此皆提要所未詳者也。玉海卷四十六云：「安帝永初、永寧間劉珍、騊駼、張衡、李尤等撰集為漢記。」則於史通所舉諸人外，又增出張衡。案衡本傳云：「永初中劉珍、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病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以為恨。」是珍等雖嘗請衡參論，而以珍等旋卒，中輟不行。衡雖自請補綴，亦不見聽，故時人以其不得秉史筆為恨。史通覈才篇曰：「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正以衡未嘗修史，猶之陳壽不常綴文也。章懷注載衡表自稱「臣仰幹史職」者，謂太史令耳，本傳前已稱太史令為史職。非謂史官之職。及至元嘉中伏無忌等奉詔撰集，則衡死已久矣，衡卒於永和四年，下距元嘉凡六年。玉海之說非也。 史通又云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與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蓋至是而史體粗備，乃肇有漢記之名。
案史通正史篇云：「伏無忌與黃景作南單于、西羌傳。」南單于者，南匈奴單于也。提要引作「與單于」，蓋館臣筆誤耳。殿本閣本皆作「與」，知非手民之誤。史通又云：「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大軍營司馬官名，殊不經見。考之范書崔寔傳云：「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蓋史通傳刻，脫一「將」字，淺人因不知冀為大將軍之名，遂妄改為「營」，提要但知循文照錄，而不知覺也。至於浦起龍通釋謂「孝穆、崇二皇」五字傳寫訛脫，當作獻穆孝崇二皇后，則又非是。黃叔琳訓故補不言有訛脫。獻穆皇后乃曹操之女，獻帝之后，薨於魏景初元年，崔寔等死已久矣，安得為之作傳乎﹖考桓帝紀云：「本初元年閏月，即皇帝位。九月，追尊皇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以其位號出於追尊，故皇而不帝，且不作紀而作傳也。起龍不知此事，而欲輕改舊文，妄孰甚焉！史通又云：「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按順帝即位時，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姓名具見范書宦者孫程傳，無郭願其人，此蓋郭鎮之誤。鎮延光中安帝末為尚書，及誅江京，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封定潁侯，事蹟附見郭躬傳。鎮，躬弟子。蓋順帝時功臣甚眾，有宦者，有士人，不可勝數，故舉孫程、郭鎮二人，以概其餘耳。提要又不知其誤，而反於鄭眾、蔡倫之上刪去一「及」字，則似眾、倫二人亦順帝功臣矣。眾卒於安帝元初元年，倫卒於鄧太后崩後，蓋安帝之建光元年。何其不思之甚哉！又考范書鄧禹傳云：「閶妻耿氏有節操，鄧閶，禹之孫。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閶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玉海及張澍書後中均有鄧嗣，蓋本於此。是與伏無忌等同著書者，又有鄧嗣，史通偶遺其名，提要亦不能補也。史通所謂凡百十有四篇者，謂合安帝永初中劉珍、李尤等之所撰，珍於永初中撰集漢記，見張衡傳。及桓帝元嘉中伏無忌、黃景、無忌、景及崔寔於元嘉中奉詔，見伏湛傳。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等之所作，共得百十有四篇耳。其中兼有蔡邕、楊彪之作，說詳於後。益以班固等所撰之二十八篇，加目錄一篇，新唐志有錄一篇。正如隋志著錄一百四十三卷之數。古書多以一篇為一卷。知幾生於初唐，故其所見之本，與隋志無以異也。所謂「號曰漢記」者，總一百四十二篇言之也。漢記之名，永初中已有之，提要誤以為邊韶、崔寔、延篤等所作為百十有四篇，故謂至是乃肇有漢記之名，其實史通之意，並不如此。姚振宗補後漢藝文志卷二所考，勝於提要，而言之未甚詳明，故更考之如右。所說庸有相合者，振宗云史通謂元嘉時邊韶等著作以後，綜其書為百十四篇，號曰漢記。漢記之名，實定於安帝時。而非襲取之也，覽者當自知之。 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有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紀。」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所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並在東觀補續漢記。又劉昭補注司馬書引袁崧書云：「劉洪與蔡邕共述律歷紀。」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為志。」又引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章懷太子范書注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
案史通原文續成十志下云：「會董卓作亂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明本無「及」字，此從通釋。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以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所謂董卓作亂西遷者，謂初平元年三月卓挾獻帝遷都長安時也。隋書牛弘傳云：「孝獻徙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載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經籍志序所言董卓之亂云云，即本於此，惟改西京為兩京，非是。蔡邕所著漢記之散逸，蓋由於此。邕本傳云：「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案初平三年五月，興平二年三月、十一月，皆有李傕之亂。董卓傳言傕、汜共追乘輿，大戰弘農東澗，董承、楊奉軍敗，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事在興平二年十一月。據獻帝紀。此遷都長安後圖書之又一厄也。蔡邕所著，或散於此時，亦未可知。史通所言，與後漢書年月不同，情狀亦異。知幾蓋別有所本，今亦莫詳其孰是，要之皆在建安以前耳。邕及楊彪所著，知幾似皆未見其書，故並不言篇數，與敘班固、劉珍等異。然靈帝紀即邕所作，而隋志云：「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則靈紀尚存，邕所奏上十志之章，劉昭律歷志注載其全篇，不遺一字。在本志末。邕雖有「分別首目，并書章左」之言，實未錄其篇目。而章懷注邕傳節錄其文，末忽多出「有律歷志第一、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車服志第六」二十九字，王先謙以為乃章懷就當時所有者言之，非邕書辭，是也。見集解卷六十下校補。知幾與章懷同時，不應所見本有異。然則邕所作紀志，并未全亡，當時雖為王允所惡，未見錄以繼後史，而隋、唐之際，則其殘篇已編入漢記矣。今聚珍本有靈帝紀及律曆志、禮志、樂志、郊祀志、車服志，獨天文志全闕耳。楊彪所注記，知幾未言其有所亡佚。北堂書鈔卷三十四引有東觀漢記袁紹傳原無「傳」字，凡二條：一條言「賓客所歸，傾心折節」，一條言「士無貧賤，與之抗禮」。今本無紹傳。及今本王允、孔融、蔡邕等傳，必出彪手無疑。知幾不容不見，而竟不言其篇數，蓋與蔡邕殘稿，即在劉珍等所撰百十有四篇之內，知幾雖未暇檢點，然亦知中有邕、彪之作，故補敘之於後，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又案：蔡邕奏上十志章續漢律曆志注引作蔡邕戍邊上章。云：「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則與邕同撰志者，劉洪之外尚有議郎張華，此亦提要所未知者。華即邕本傳所言與邕及楊賜、馬日磾、單颺同被召入崇德殿，使中常侍就問災異者也。 其稱東觀者，後漢書注引洛陽宮殿名云：「南宮有東觀。」范書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
案後漢書安帝紀云：「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注引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提要於出處不詳，故復引焉。元河南志卷二引陸機洛陽記曰：「東觀在南宮，高閣十二間。」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曰：「哀帝使歆嗣其前業，歆遂總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言後漢於蘭臺校定群書，猶依七略之部分也。又於東觀及仁壽闥撰集新記。」隋志序略同。史通史官建置篇云：「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見後漢書楊終傳。斯則蘭臺之職者，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竟無他稱。」提要之言，全本史通。
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舊唐志則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蓋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訖靈帝。今考列傳之文間紀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
案新唐志著錄此書固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然舊唐志實作一百二十七卷，此雖僅於目錄有不入卷數與入卷數之分，其書并無異同。但提要竟混稱新、舊志，不加分別，則非也。劉知幾史通作於中宗神龍時，自敘云：「今上即位，敕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退而私撰史通。」考晁志卷六則天實錄撰於神龍二年。所見漢記尚為一百二十四篇，不云有所闕佚，僅除目錄不數耳。舊唐志鈔自開元九年以後毋煚所作之古今書錄，見志序。相去不過十餘年，而此書竟佚去十六卷者，蓋煚但據集賢書院官本著錄，其實民間所藏，固不僅如此也。唐末日人藤原佐世當唐昭宗時。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云：「東觀漢記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訖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右隋書經籍志所載數也。而件漢記，姚振宗隋志考證卷十一云：「而件猶華言此件、前件。」案此用古訓，而，如也。吉備大臣所將來也。其目錄注云此書凡二本，一本百二十七卷，與集賢院見在書合。一本百四十一卷，與見書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與兩本目錄不合。真備在唐國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隨寫得如件，今本朝見在書百四十二卷。」考之續日本紀，日本史臣菅野道真等撰。吉備其姓，真備者其名，續紀卷十六云：「聖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冬十月丁卯，從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備賜姓吉備朝臣。」於彼國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三年十一月為入唐副使，見續紀卷十八。實唐玄宗之天寶十載也。其至長安當在次年。及天平勝寶六年正月，真備自唐歸國，船著益久島，見續紀卷十九。則為唐之天寶十三載矣。集賢院為天子藏書之處，唐六典卷九云：「集賢所寫，皆御本也。」是也。真備既得見其書而親檢之，而其本僅百二十七卷，可見已散佚不全。毋煚古今書錄之所載，即是此本矣。真備多處營求，而得百四十一卷之本，必係民間之所藏，宜其不著錄於兩唐志也。至所得零落四卷，當是別一殘本，與兩本皆不同。真備訪得之後，以與兩本互校，刪除複重，多出佚文一卷。故佐世言其國現在書為百四十二卷耳。其書視隋志卷數所闕無幾，且已溢出集賢院本之外，而真備猶復多處營求，豈必欲其一卷不闕耶？抑偶聞漢記殘缺之言，誤以為隋志所載亦非完本耶？不知史通所謂殘缺者，謂蔡邕所著散逸不全，楊彪亦未能盡補，故憾其殘缺無成，非謂魏、晉以後有所亡失也。此將於何處求之乎？日本所得此書，遠過於唐中秘所藏，可謂藝林之星鳳。然彼國所有中國古籍，今已先後并出，而不聞有此書，則其亡也亦已久矣。考皇宋事實類苑卷四十三引楊文公談苑云：「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進奏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語，命以牘對，云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又云：「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日本記、文館詞林、此非彼國人所撰，寂照誤也。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至不可勝數。」按寂照所對，雖不足以盡彼國儲藏之全，然既舉及醉鄉日月、朝野僉載諸短書，使東觀漢記而在，寧肯置之不言？以此推之，則真備之所營求，佐世之所著錄者，蓋早已不存矣。此前人所未知，故不惜詳考之如此。
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為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唐初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集諸儒注范書，盛行於代，此書遂微。
案魏、晉之間以此書與史、漢為三史者，以諸家後漢書未出，三史之名始見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孫權之語，其時謝承書恐尚未成。或出而不為人重耳。及宋范曄書出，能集諸家之成，梁代韋闡即有後漢音，隋志云：「梁有韋闡後漢音二卷，亡。」闡見梁書韋叡傳。雖不詳為何家，以意推之，必范書也。剡令劉昭遂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見梁書文學傳。昭，天監中人也。北魏劉芳亦撰范曄後漢書音一卷，見魏書卷五十五本傳及隋唐志。芳以其父與於劉義宣之難奔魏，事在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而卒於魏世宗宣武帝延昌二年，即梁武之天監十二年也。二人固未嘗相見，而其著書，先後同時。可見范曄之書已盛行於世，故為南北學者所重視。夫書無音注，則不便於誦習，諸家後漢史，自范曄書外，不聞有音注。惟梁人王規嘗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見梁書本傳。其體蓋與劉昭同。司馬彪之才，實不如蔚宗，規所以不惜殫力以注之者，以范書無志，究不得為全書也。及宣卿注范書紀傳，取紹統之志以補之，斟酌盡善，其博悉蓋亦非規所及，故能後來居上，規書遂因之以亡。隋志云：「梁有王韶後漢林二百卷，亡。」姚振宗疑即王規續漢書注，訛「規」為「韶」，蓋是也。自劉昭以後，陳有宗道先生臧競范漢音訓，隋有蕭該范漢音。皆三卷，見隋唐志。蓋昭既為范書作注，遂大行於世，為學子所必讀，故競等為作音訓，以便諷誦。東觀漢記以下諸家，由是漸微，然仍存於世。兩唐志可考。諸書引用不絕者，類事之家，以供漁獵；注書之人，用徵出典耳。至於考史，必據范書。史通所謂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袁、范二家，是矣。謝啟昆小學考卷四十九據隋志錄劉芳以下後漢書音而論之曰：「隋、唐之間諸家後漢書俱在，而攻治後漢作音注者，皆據范書，是當日范書，已高出諸家，諸家漸就湮沒，非無故矣。」斯誠篤論，然則范書之盛行，何必待至章懷之作注也哉？章懷之注成，獨能令人棄劉昭注不讀，而競習東宮睿製之書耳。至於東觀漢記及諸家後漢書，其不行固已甚久，若其遂至亡佚，則當在唐天寶以後至五代之間，於章懷無與焉。提要謂六朝、唐初人多徵引漢記，自章懷注范書，而此書遂微，今考徐堅初學記成於開元十五年，詳初學記本條下。其書裁三十卷，而引東觀漢記至百有八條，又引東觀記者二條。唐人劉賡者，不知何時人，作稽瑞一卷，其自敘曰：「方今元日朝會，上公上壽已，文部尚書奏天下瑞凡四。」案新唐書百官志云：「天寶十一載改吏部為文部，至德二載復舊。」則賡亦玄宗時人也。其書當作於十二載至十四載之間，書僅寥寥數十葉，而引東觀漢記至十有四條，章懷注獻於儀鳳元年十二月，見舊唐書高宗紀。至是行於天下，近者五十年，謂至開元十五年。遠者七十餘年矣。謂至天寶十二載。二人著書，徵引漢記之多猶如此，然則何嘗因章懷之力而使之日及於微哉？提要之言，真臆說也。
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邵博聞見後錄，並稱其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始以秘閣本讎校，羅願為序行之，刻版於江夏。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於書目所載也。自元以來，此書已佚，永樂大典於鄧、吳、賈、耿諸韻中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
案聞見後錄卷九云：「神宗惡後漢書范曄姓名，欲更修之，求東觀漢記，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附醫官某人來上，神宗已厭代矣。至元祐年高麗使人言狀，訪於書省，無知者。醫官已死，於其家得之，藏於中祕。予嘗寫本於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高麗獻書之事，不見於續通鑑長編及宋史。然邵博以世家子記當時事，其言當必不虛。若趙希弁則去元祐遠矣，讀書附志內亦無此書，惟於卷上列子條下論及此事，與邵博略同，但刪去其末兩語，蓋即剽取聞見後錄耳。二人并不言其書為若干卷，通考經籍考雜史類引羅鄂州序曰：「願聞之上蔡任●文源曰：●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紹興二十六年。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秘閣本校讎，刪著為八篇。洎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粗為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則四十三卷者，任●所舊藏之書也。不知提要何緣據以為高麗本之卷數？邵博但稱高麗以其本來上，未嘗言其殘闕不完。雖羅序又云：「本朝歐陽公嘗欲求於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纔此耳。」則任●所藏自當即是高麗本，然惡知醫官家所得、邵博所寫，非百二十七卷之舊，任●所藏之四十三卷，為渡江以前所據之本，已是散佚之餘也耶？羅序既言之不詳，提要遽合邵、任兩本為一事，言之鑿鑿，其亦不善闕疑矣。玉海卷四十六東觀漢記條下引中興書目云：「八卷，按隋志本一百四十三卷，唐吳兢家藏，已亡十六卷。今所存止鄧禹、吳漢、賈復、景弇、耿弇之「耿」，宋人避太宗嫌名改為「景」。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此即提要所據也。然其卷一百六十六漢東觀條又引中興書目景弇作耿弇，而無景丹，九傳作八傳。同引一書，而前後不同，未詳孰是。通考經籍考有東觀漢記十卷，引陳氏曰：「唐藝文志著錄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及景丹、蓋延八人列傳而已。其卷第凡十，而闕七、八二卷，未如果當時之書否也？」蓋書錄解題之元本如此，而聚珍本解題卷七傳記類此條，於一百二十卷作一百二十七卷，八人列傳作九人列傳。其卷第凡十，作其卷第凡十二。除「一百二十七卷」句下有館臣校語，知為依唐志改正外，餘皆不知何據。夫振孫所舉吳漢等姓名，止有八人，則其列傳安得有九？振孫所著錄之漢紀為十卷，而闕其第七、八二卷，故止八卷，則其卷第安得為十二？疑亦館臣所妄改，而提要誤從之也。解題無鄧禹，而中興書目有之，此其顯然不同者。提要顧謂振孫所見之本無異於書目，豈其然乎？考高似孫史略卷三曾引漢記鄧禹傳序、吳漢傳序各一篇，序即傳後之贊，羅願云：傳後所題，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劉之所為分也。羅願序亦曰：「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可見南宋官私各本之東觀漢記皆有鄧禹傳，而陳振孫所見者又有殘缺也。提要謂永樂大典於鄧、吳、賈、耿諸韻中並無漢記一語，今案四庫全書考證卷三十二於漢記鄧禹祭遵兩傳內並引有永樂大典各一條，其殆得之他韻之中耶？提要明言九篇明初已不存，而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一呂大防條下自注乃謂今四庫本輯自永樂大典，然則其書明初尚存，不亡於南渡；是并提要亦未讀也。 本朝姚之駰撰後漢書補逸，曾蒐集遺文，析為八卷。然所採祇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注、後漢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掛漏殊多。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考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刻版，傳寫多訛，姚本隨文鈔錄，謬戾百出。且漢記目錄雖佚，而紀、志、表、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概尚一一可尋。姚本不加考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今悉加釐正，分為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第無可考者，別為佚文一卷，而以漢紀與范書異同，附錄於末，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斕，罔非瑰寶。
案總目於此書之下雖注為永樂大典本，其實館臣重輯時，係以姚之駰本為主，參之以大典所載，然後旁考唐、宋諸類書，自北堂書鈔至太平御覽以補之。觀提要此節，語意自明。若更讀本書校語及佚文，與夫四庫全書考證，尤可得其梗概。後人動稱殿本東觀漢記輯自永樂大典者，皆未細讀本書之過也。大典所載，蓋亦宋末或元、明人所輯，初非采自元書。否則南宋秘閣已止存列傳九篇，安得如許之殘編斷句乎？姚本沿明人陃習，一概不著出處，館臣從而效之，亦不舉所出之書，遂使讀者莫知所自來及其可信與否。夷考其實，即諸類書所引，亦復掇拾未盡。最甚者御覽卷九十一章帝、和帝條，均引有東觀漢記序數十言，今本竟不登一字。他若隋書音樂志牛弘等議樂引東觀書馬防傳凡一百八十二言，今本防傳只存「防上言，聖人作樂」云云五十四言。詳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三十三冊。弘又引順帝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為辟雍云云，文與范書不同，亦東觀書之順帝紀也。李氏亦言及之。漢書藝文志師古注引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歷代名畫記卷四敘蔡邕事自注云：「見東觀漢記。」史記索隱於孝文帝紀注云：「東觀漢紀宋楊傳云：「宋義之後有宋昌。」」今本皆未輯入。餘如編珠、開元占經、證類本草、記纂淵海、玉海等書所引諸佚文，自一二條以至數條，今本亦一字不收。至於後來所出古書，若稽瑞、類林、雜說、晏公類要、史略之類，為館臣所不及見者，更無論矣。以此推之，其所●漏，豈可勝言！館臣又於光武紀中凡稱公、稱上、稱世祖處，皆改為帝，稱王尋、王邑為二公處，二人皆莽之三公也。皆改為尋、邑，不惟失古書之真，直是不通文義。然則全書之中為所妄改者，又不知凡幾矣。雖有搜集之功，不足抵疏謬之罪，安得博通之士起而網羅放失，重輯一完善之本乎！又案此篇草創於三十年前，原稿陋略，不足道。後來屢加修改，三易其稿，至戊子一九四八年。之夏始重付繕寫。其明年冬十一月，乃得見今人東莞莫伯驥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其史部二有此書跋，云桐城姚柬之得一北宋刊本云云，而不言其何所本，遍考之不得。偶舉以問吾友鄧文如，之誠。久之始得復云：「此出近人劉聲木清四川總督秉璋之子。撰萇楚齋隨筆，然恐不足信。」余既聞其說，已而大病五閱月而後愈，又久之，乃求得其書觀之，果見之於三筆卷十，略云：「東觀漢記原本一百四十三卷，自唐久已散佚，桐城姚柬之任大定府知府，於道光某年得一北宋刊本，全書共五十冊，太守所得中缺兩冊，初擬進呈內府，未果。旋燬於咸豐某年當是十年。桐城失守，深為可惜！」劉氏書他條多言見某書某卷，或聞之某人，獨此條不著出處。既與柬之生不同時，不識何以知之？劉氏自言嘗著有桐城文學淵源考及藏書紀事詩補遺，或曾於彼二書中詳著其說，故於此不復及之耶？編者按：據劉聲木先生近函云：「東觀漢記記得似係從桐城蕭敬孚（穆）手稿中錄出，惟本無書名人名及來歷。」然柬之自著之伯山詩文集十八卷，固未嘗言有是書也。且據羅願序，任●所藏北宋本尚只存四十三卷，今柬之所得原書乃有五十冊。縱以一冊為一卷，亦已溢出任●所藏本之外，以理推之，此必無之事也，則文如以為不足信也固宜。姑記之於此，以俟續考。庚寅孟秋七月自記。